论新民歌运动的历史特征

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发起的一场全民性群众文化实践。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战线,新民歌运动实践着为大跃进呐喊的使命和重任,这是一场全民政治狂欢。新民歌运动与工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新民歌内容具有政治倾向性,它调动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通过政治宣传实现了为大跃进服务的使命。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新诗发展的方向

1958年随着生产战线上工农业的大跃进,文艺战线上也掀起了一个大跃进的高潮,在文艺战线上首先用排山倒海的气魄,象春雷一样震撼了整个文艺界的就是新民歌的涌现。 “新民歌”过去我们经常叫做大跃进民歌,不过随着劳动人民诗歌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倾向,新的萌芽,单纯地说是大跃进民歌,似乎不能夠概括它的全貌,所以我们改用了“新民歌”这个名称。因为在这些民歌中一方面充分地反映了在大跃进中的粮食大丰收、钢铁大增产、人民公社大发展和反对阶级敌人和帝国     

湖南大跃进运动始末

湖南大跃进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组织发动、掀起高潮、继续跃进四个阶段.虽然,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失远高于得,弊远大于利.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坚决克服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以避免类似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在历史上重演.     

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大跃进民歌再认识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它的评价,几十年间反差极大。今天重新认识,应避免对复杂现象的简单化处理。从“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样”三方面切入进行综合分析发现:新民歌的确是一场政治造诗运动,违背了文艺创作规律,同时,它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艺术表现上也并非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是不公允的。     

“大跃进”民歌与新诗道路

一九五八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许多事情都是以“放卫星”为时髦的时候,中国的诗歌界也放过一次“大卫星”,那就是以“大跃进”民歌为标志的新民歌运动。事过二十多年了,对中国诗歌史上这场罕见的新民歌运动,究竟作如何评价?它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若何?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天,当我们再次探索新诗发展道路的时候,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比较复杂的问题。“大跃进”民歌,是一九五八年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在讨论它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之前,需要对它的发展概况,作一个粗略的分析。民间歌谣,本来是劳动人民抒情言志的口头创作。在旧社会,苦难的人民,用悲歌表达自己的痛苦和哀怨,抒发自己的反抗和愤怒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新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运动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并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次出访活动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实,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既与其在国内反"反冒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莫斯科会议使毛泽东感到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受到了经济束缚.为消除经济束缚,实现"赶超英国"的目标,毛泽东决心发动大跃进运动.     

略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

195 3年开始实施“一五”经济发展战略 ,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中国自主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尝试起自“大跃进” ,其方针是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和工农业并举的全面增长战略。三年“大跃进”之后 ,经济发展进入“调整”时期 ,其战略是“一五”模式的复归 ,也有一定的体制创新 ;“文革”时期是回归“大跃进”发展之路的经济新“跃进”战略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时期经济发展战略为“洋跃进”。     

从四川新民歌看新民歌的语言和技巧

我们国家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飞跃发展。新民歌豪迈的声音响遍了全国。这真是一个跃进的时代,诗歌的海洋。跃进声中出英雄。劳动人民不仅是劳动生产上的英雄,而且也是文艺创作上的能手。他们用生动优美的语言记下了伟大祖国的现实生活,通过丰富多采的表现手法,突现了我们时代的跃进精神:劳动人民和自然搏斗的无比英勇的气概,他们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忘我的劳动态度和敢想、敢说、敢创造的共产主义风格。因此,我们说新民歌是我们时代的“最新最美的文字”。它不但具有高度的社会教育意义,能给我们以崇高的美学享受,而且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     

一九五八年新民歌运动再评价

在我国当代诗坛上,五八年大跃进诗歌得到的褒奖可谓空前绝后了。当时文艺界一致公认它“开一代诗风,”是“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开拓了诗歌发展的新道路”,是“新时代的新国风”,等等。对于这种言过其实的评价,二十年来却很少有人敢于提出异议。只是由于三中全会后中央对五八年的“大跃进”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人们才开始对上述看法提出疑问。我们认为: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运动”从总的倾向来看,不是一场民歌运动,而是一场违反艺术规律的“诗歌大跃进”,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二十年来,     

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足迹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对民间口头文学及其他民间艺术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从作品的丰厚积累到相关理论著作的陆续问世,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保护民间文化的世界性热潮,使其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强化卓然独立的学科品格,是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当务之急。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析五四先驱们“西化”观——以陈独秀、胡适为例

众所周知,陈独秀、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不是全盘西化论者,在他们的西化思想中,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就此,本文将他们的西化观略作分析。     

彼与此:新文学发生时的语境关联

从留美学生群体及《留美学生季报》上的文学讨论看,哈佛大学的留学生与新文化运动是疏离的。《论新文化运动》是留学生中攻击新文学运动最为激烈,也是最具有颠覆意义的一篇,并同时引发出新人文主义与实验主义的矛盾冲突。面对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的话语霸权,梅光迪、吴宓等陷入了“落伍”和“保守”的困境。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文化的强化,鲁迅、茅盾的批评话语更具话语霸权性。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基于“大跃进”运动中从众行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从众行为对"大跃进"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较多于各地刮浮夸风、共产风和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导致人们从众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传统的文化心理、群体压力和群体凝聚力以及新闻传播的影响等。"大跃进"运动中的从众行为具有场景性、互动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它的意义和作用是正反两方面的: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广大干部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整合了群体行为,为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源,弥补了其它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使"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左"的错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得不到根本纠正。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试论中国五四世界语运动

中国世界语运动从发轫到“五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五四时期尤为显著,但未遂五四先驱们所愿的成功。究其发展的原因:一是合乎当时社会需要;二是世界语本身的优点;三是其顺乎人类共同理想。而其受挫的原因:一是汉字存在的合理性,改行世界语不现实;二是其传播时间不长,人们对之了解不深;三是世界语运动者目标不一致。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