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台湾、日本学者首开风气,大陆小说研究界、宗教研究界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成果。纵观这五十来年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维度的成果相对成熟,而小说研究界的成果却有点令人沮丧。其原因在于小说研究界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观照杜光庭的道教传、记,导致杜光庭道教传、记的文体归属、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均陷入了困惑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归属于道教知识体系和文类体系中的“记传”和“谱箓”,尊重其实录性、神圣性、谱系性和教化性等文体属性和功能,这样才能揭示“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     

钟嵘《诗品》"杜明师"其人考

《诗品·上》评谢灵运条的“杜明师”,中外学人有多种说法。有以为是姓杜名字叔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炅字子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昊字不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炯者,有以为是姓杜字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明而被尊为宗师者。真是异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其实,杜、杜炅、杜炯、杜叔恭、杜子恭、杜恭皆是杜明师的名和字;杜昊字不恭是误作;本名和字号及生平事迹当依宋人所编《云笈七签》的《杜传》作“杜字叔恭”云云。作杜炅、杜炯和只作杜子恭、杜恭,是有关作者为避唐高祖之父李?名讳而改者。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初探——兼论道教的终极理想及其现代意义

道教在创立之初 ,就既关注人的长生成仙 ,又关注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的太平。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表明 ,内以修身养性与外以经国安民是道教终极理想不可分割的两翼。杜光庭的“经国理身”思想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与儒、佛有所不同的道教终极理想的内涵 ,而且为宋代以后道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经国理身”思想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情怀 ,将为道教思想在 2 1世纪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基础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数种考论与辑补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种。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此数种地记,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或作者存疑,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并且,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上京的道士与辽朝的道教

辽朝道教的史实，由于诸书所记极少，考古发掘资料所示也几乎没有，其研究颇难于进行。本文是这一工作的一个尝试。从《陷北记》切入，爬梳有关史料，逐步作出论证，以见当时道士、道观、道院、道教的存在，既有一定的直接“指称”的记载，又有一定的非直接“指称”的记载，足以初步显示出和烘托出当时道教的多侧面的形象，显示出和烘托出唐朝结束后道教及其文化氛围在我国东北、北部、西北诸地区曾经怎样延续。     

鹤楼神话知多少——析神仙幻想说

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战国时早有神仙家也开始创造了道教。东晋葛洪著《抱朴子》云:“‘道也者’,逍遥虹霓、翱翔丹霄,鸿崖之虚,唯意所造”。追求长生,幻想飞天登仙。六朝时是神仙术和道教活跃时期,神学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了矶名、楼名的神仙说。古今中外传有“子安说”、“费祎说”、“荀環说”、“辛氏说”、“吕仙说”“老马说”等。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云:“上镂秦篮子,驾鹤乘紫烟。”讲秦弄玉与萧史乘鸾仙去事。航天工具由乘风鸾变为驾鹤。梁萧子显《南齐书》提到:“夏口城据黄鹤矶,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上也。”子安姓窦,东汉人。后讹为王子安,又错延到王子晋和王子乔。     

再说＂宛平人＂张友鸾

《曹雪芹佚诗疑案》一文已收入《胡子的灾难历程：张友鸾随笔选》,表明“宛平人”即张友鸾之说并非单文孤证。聂绀弩出狱回京后,张友鸾、陈迩冬、舒芜、周绍良都是聂家的座上客,他们还有马凯餐厅等处的文酒之会,当时都热衰于谈论有关曹雪芹的新材料。关于“曹雪芹佚诗”案的学术氛围与时代背景,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友鸾在香港《文汇报》所辟“燕山新话”专栏,也着重介绍了启功、杨宪益等在红学领域的真知卓见和独特贡献。     

辛亥年“成都血案”史实考辨

“成都血案”是辛亥年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人事。但对赵尔丰在这一事件中诱捕了哪些人,总数是多少,史学界各说不一。在有关专著、回忆录中主要有以下不同记载: 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和《四川近代史稿》、佚名《辛亥四川革命纪事》记载赵尔丰诱捕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王铭新、江三乘,叶秉诚、彭芬、胡嵘等10人。周善培《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除记有上述10人外,还说赵尔丰“又逮捕了一个铁路公司的蒙裁成”;尚秉和《辛壬春秋》卷42也记“捕十一人”。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张     

古汉语同义词辨析(二)

记.纪.誌(志).载都有记载、记录义。《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解“本纪”曰:“纪者,记也。”《说文新附》:“誌,记誌也。”“誌”或作“志”。《左传·成公十四年》:“志而晦。”杜预注:“志,记     

中唐党争与文坛风尚：《毛仙翁赠行诗》的真伪、价值及相关问题考论

《毛仙翁赠行诗》是一部小型诗集,涉及韩愈、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等中晚唐22位重要作者,关涉问题极广。诗集内容为杜光庭伪造的可能性不大,纂集者也不是杜光庭,杜只是在集后缀写了一篇《毛先翁传》。诗集是否伪托,难有定论,客观地说,朱金城先生的话相对恰切,即"亦非尽伪作"。该集很可能纂辑于晚唐五代,但可以肯定,至迟在北宋初已开始流行,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毛先翁赠行诗》把中晚唐重要士人与一位道士交游题赠的作品纂为一集,这本身极具深意。通过《赠行诗》编次结构和内容的探讨,可以管窥中晚唐党争的复杂过程及中晚唐"尚奇"、"嗜怪"文风的形成。毛仙翁其人除了《毛仙翁传》的记载,鲜有其他记录,但也不是凭空想象中人。     

晚唐五代小说中的"仙境":文士与道士构建之比较

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以"洞天福地"为代表的道教仙境教理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无论仙境场域类型的比较,还是与司马承祯、杜光庭"洞天福地"关系的比较,皆显示文人小说中的仙境与道教仙境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合性和关联性,这或许表明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仙境的设置,受到道教仙境教理说的影响应该远较之前文学传统中的仙境说大;再加杜光庭大规模抄编文人小说之事实,表明当时文人与道教界有着广泛的思想融通和知识交流。另一方面,晚唐五代文人小说中的仙境有着鲜明的世俗特色;杜光庭的狭义"洞天福地"系统之构建,严格遵循了道教内部的教理传统,几乎未受到文人小说仙境说的影响,而且除着重表达"二十四化"外,并未特意用仙境的形式在其小说中阐扬其他洞天福地;他突破司马承祯的"洞天福地"说而将十洲三岛、仙地两界五岳及诸神山海渎等仙境组合纳入其广义"洞天福地"系统,又显然受到世俗仙境传说的影响。     

杜光庭与云南道教

杜光庭是唐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他在云南、四川都留下传道的遗迹。杜光庭的弘道活动主要在蜀中,云南杜光庭信仰是道教影响的产物,它折射反映出南诏时期道教的传播。基于此时代背景的杜光庭信仰,可以说既是道教传播的一个符号,也是南诏道教文化的象征。     

读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执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已在海内外形成热潮。尤其是介绍古代风俗习惯和各地风土人情的古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最近读到宋金龙同志校注的《荆楚岁时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其中较好的一种。《荆楚岁时记》是一部专记荆楚地区风俗时令的著作。在它之前,专记时令之书有《礼记》中的《月令》、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等;专记风俗之书有东汉应劭《风俗通     

斋醮与星命：杜光庭《广成集》所见天文星占文化述论

杜光庭活跃于唐末、前蜀两朝,《广成集》中保留有大量其为王侯将相、信道民众所作的斋醮词,文辞中不仅显示出唐时流行的十神太一、天文分野等多种天文术数思想的浸润,也透露出外来十一曜行年星命说的渗透;斋醮词中不同占卜方法的叠加运用,一方面表明杜光庭对于天文术数文化的精通,另一方面凸显了斋醮仪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彰显道教仪式的救度功能;其目的除了为个人休咎祈福袪灾之外,还折射出为王权神圣性服务的政治理想;而唐末成都府雕版印刷的历日或许是杜光庭吸取星命思想的来源之一,反映了唐末宗教与社会互动的复杂历史面相。     

道教“真一”思想探源——从《升玄经》到《本际经》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道教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引进了不少佛教哲学。佛道两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特点是道教信仰者根据“道教”的意识,站在“道教”的立场上吸取佛教思想而造成的。道教不只吸取了佛教思想而且吸取中国其它的传统思想和文化,所以它的内容呈现出“杂而多端”的特点。因此,这使我们往往忽略它的本来面目。为了准确地把握“道教”的本来面目。确认道教信仰者对道教具备怎样的意识与立场,这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在于,把初唐的道典《本际经》和它所看重的北朝道典《升玄经》,这两部经典中的“真一”思想作为关键,分析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道教的性格,同时还得考察一下《本际经》所形成的基础。     

李好古及《张生煮海》

李好古,生卒年不详。今行曹栋亭本、天一阁本《录鬼簿》将其列入《前辈才人》篇,并于其名下记其里贯。曹栋亭本记其为“保定人,或云西平人”;天一阁本记其为“东平人”。孙楷第在《元曲家考略》中根据许有士《至正集》《和原功钓台寄李好古韵》诗句“可人章遇吾乡彦,袖得春风入帝城”,认为“有壬先世居颍,后徒汤阴。李好古籍贯,据曹栋亭本《录鬼簿》之又一说,为西平人。据《元史》《地理志》,汝宁府所领县有西平。     

再论《西游记》最终定稿人的文本证据

根据对《西游记》第一二回有关隐喻暗示的破译，可以确定《西游记》的最终定稿人就是明代万历时期茅山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通过对《西游记》第一二回有关阎希言之“阎”姓的隐喻暗示的破译，确认这些隐喻暗示具有“唯一性”，从而推出第一回中有关茅山、乾元、全真和“希言”的隐喻暗示均具“唯一性”。     

为赋新愁写洛神——论王献之对《洛神赋》的接受

东晋王献之雅好曹植的《洛神赋》,一生中曾书写过数十次.王献之的“洛神”情结,与王献之的道教信仰、婚姻生活及魏晋的审美风尚有关.王献之笃信道教,有出尘之思,《洛神赋》所描绘的神仙世界合乎他的审美期待;王献之的婚姻悲剧与《洛神赋》所述爱情悲剧非常相似,王献之书写《洛神赋》,似为宣泄悲情;此外,《洛神赋》的“悲”、“美”风格,乃魏晋文艺的主调,王献之喜好《洛神赋》,当受时风影响.     

唐五代道教词简论

张璋、黄畲先生编纂的“不遗不滥”,“考订甚勤”,“去取有据”(唐圭璋《序》)的《全唐五代词》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研究唐五代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本文拟就该书所收有关道教的词作,探索作为宗教文学的特殊形式——道教词,在唐五代所表现的具体内容和特殊风格。检《全唐五代词》,得有关道教词作约二百首,大致可分为:文士所作《步虚词》;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