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80年代初市井文学的重启与“市井传统”的现代性发现

80年代初期,文坛出现了一批市井小说,它们伴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不过,与寻根作家纷纷潜入原始荒蛮的边地和乡土中探索民族文化心理不同的是,将叙述焦点集中在城市的他们,却更像是对市井传统的再回首,在古色古香的城市想象中复现了久违的市井空间和市井伦理,因此,这类写作常年被学术界以缺乏现代性特征的由头而拒绝在城市文学的大门之外。然而,看似复古倾向的背后却掩藏着某种现代性书写的萌芽,这种萌芽的表征与市井传统本身的现代性存在着时空与结构上的互文关系,需要重新审视、思考和评估。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市井青楼中的昆曲演出

明清以来 ,市井青楼的女子多有擅演昆曲者 ,尤其是在江南 ,这种情形十分普遍。市井青楼虽非戏班 ,但它却在许多情况下发挥着戏班的功能。因此 ,市井青楼也成为昆曲的一支特殊表演队伍。这种现象从侧面反映了昆曲的繁盛     

市井幸福的历史沉浮

伴随20世纪初中国转型,传统的"市井幸福"从人生观念到生活现实经过了曲折历史变迁。传统民间社会的幸福观是通过"福禄寿"这一文化象征体系来表达的,福禄寿分别代表子孙满堂、飞黄腾达和长命百岁。故幸福乃关乎人之运势,与其说是积极追求的目标还不如说是虔诚祈求的对象。精英阶层却对民间的这种"幸福热"嗤之以鼻,他们自身倾向于一种更具超越色彩的对道与德的追求以及更高雅的人生乐趣。在"五四"青年眼里,传统社会次序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其对幸福的追求也以女性、青年、和庶民这三个群体的牺牲和痛苦为代价。启蒙也就意味着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把人们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拥有婚姻恋爱的自由。但是这个创建伊始的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危机很快使个人的幸福追求显得可疑和徒劳。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在改革开放时代,伴随着"美国梦"和商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充满五四色彩的"市井幸福"也在中国卷土重来。为了具体阐述此漫长曲折的市井幸福史,本文将分析一系列文学文本:沈复的《浮生六记》(1809),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祝福》(1924)和《在酒楼上》(1924),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1930),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1930),苏青的《结婚十年》(194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44),以及陈冠中的《盛世》(2011)。除了梳理文学史和思想史以外,本文还会对在理论层面探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个体的崛起和对日常生活的积极认可,以及情感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     

市井里的阅读

在我身边,绝大多数人都不读书了,他们大多在网上浏览八卦新闻。那些碎片化的如潮新闻,糨糊一般溢满了他们的大脑。     

论张爱玲小说的市井意识

迄今为止,学界研究张爱玲小说多偏重于阐发它的现代性文化特质上,而忽略了其文本其实还存在着浓郁的市井意识,即便论及,也是浅尝辄止,论文深入阐述了市井意识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重要影响,这种市井意识主要源自本土文化遗产的传统市民文学,世情、言情、闺闱、“传奇”文体谱系等构成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     

新时期市井小说的审美价值

市井小说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类小说与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本土文化的血缘最为亲近 ,是真正厚植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有着真正民族风味的文学作品 ,对中国文学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试论明代笔记小说的市井化倾向

明代的笔记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呈现出市井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内容的世俗化、题材的市井化、语言的通俗化方面。其原因主要在于启蒙哲学思潮、市井世俗观念、新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影响以及通俗文艺的繁荣。     

苏青的市民生活和“市井文学”

任何优秀作家的创作动力几乎都来自于他的生活,而作家的创作风格又与他的生活情景、生活状态密切相关。苏青以她平凡而特殊的人生阅历感悟着她的生活,创作着她的作品。虽然显得平淡、显得琐碎,但当你把自己也置身于她所展示的生活场景中时,你会发现你就生活在其中,这就是“市井文学”的魅力。     

张竹坡之市井小说论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深刻总结了市井小说的创作经验,形成其创造性的市井小说理论。它揭示了市井小说独特的审美特性,发展了人物塑造的理论,分析了人物描写的方法,强调了小说的语言特色。张竹坡之市井小说论在小说理论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世小说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宫廷和市井之间——永明文学思潮新探

宫廷雅乐接受民间新声的影响,历来有之。然而,无论从范围、规模还是深度来看,南朝乐府民歌为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程度,是此前任何朝代都难以比拟的。文章从南朝宫廷的市井风气、官僚队伍的经商热潮和统治阶层的出身背景等方面揭示其中的原因,并进一步探讨这些原因和南朝文学新变的关系。     

浪子心性 市井之曲--关汉卿散曲论之三

没有诗情画意,没有故事情节和动作形象,也不存在昂扬奋发的斗士精神,依然只是放浪的男女情愁,关汉卿笔下这部分散曲和他作品中曾展示的诗家韵味及剧家风范正好鼎足而三,相映成趣.这在唐宋诗词中是很难见到的新的艺术境界.似这种既无诗家情韵,又非剧家本色的散曲作品,将其归入纯粹的市井之曲,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方面考虑,都是很合适的.     

市井文化影响下的明代晚期私坊刻书业研究

随着明代晚期市井文化的勃兴,新的读者群的出现和不断壮大直接导致刻书者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口味而改变出版方向,进而转向以刊行通俗文学类的书籍为主,以便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各个书坊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不断地在刻印技艺上求得突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私坊刻书业的发展和兴盛,同时也积极地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与革新。     

从磁州窑瓷枕看宋元市井文化的勃兴

磁州窑瓷枕装饰技法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通过瓷枕丰富多彩的表现内容深层次挖掘其文化内涵，揭示瓷枕所反映出的宋元市井文化的繁荣与兴盛。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老南京”的冬日“市井图”

春节临近，在城市生活久了，常听人们说：现在的春节越过越没劲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可是春节的过法似乎少了些什么。传统和现代该如何衔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这一期我们向大家展示寒冬腊月时期老南京老百姓的生活百态图，她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尘封的记忆、—份温暖。     

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及表现形态

综观中国现代市井风情小说,民俗内容始终贯穿在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氛围之中。从民俗角度看,现代市井风情小说可说是特定社会领域的民俗以文学文献方式所作出的间接展示;从文学角度看,是具有"市井"民俗色彩的特定内容构成了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题材特征,这也是现代市井风情小说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根源。不少作家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用心灵的感悟去体认市俗风土人情,开启市井风情的情感与艺术空间,从而指向社会、人生的不同层面,传递出作家自身的人生感悟与审美情趣。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武汉的花楼街,江南的水乡,南国的港湾,所有这一切都凸现出浓郁的市井民俗特色,充分体现了现代市井风情小说的民俗学价值和美学魅力。     

关于建立武汉学的构想

武汉学是对武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的整合型学科，是城市地方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武汉地区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为研究背景，以既有的广泛研究成果为基础。创建武汉学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将产生较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但是，作为一门初创之学，武汉学需要在市政府和广大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深入探讨武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将武汉研究推向深入。     

市井风貌和文人趣味——李玉和冯梦龙的对话之一

冯梦龙和李玉是明末清初在小说和戏剧领域各领风骚的两位文学家,都曾互相改编过对方的作品。从改编的角度,通过比较二人两部同题材的小说戏曲作品,即冯梦龙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李玉的《人兽关》,可以看到二人在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     

武汉会战前的武汉防空建设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湖北省地方军政当局,为防备日军空袭武汉,积极组织多方力量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防空建设。会战前武汉的防空建设主要表现在成立防空组织与防空指挥机构、组织防空宣传与防空演习、划分防空层次与建立防空监视网、修建防空避难工事与军用机场、实行防空管制等方面。武汉会战前武汉防空建设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