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违法行为的经济分析

价格违法行为就目前是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的一种违法经营手段。因此,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分析,要想达到遏制价格违法行为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调节价格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使价格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违法收益,价格违法行为的边际成本大于其边际收益。     

当前交通违法行为的研究——江苏省南京市居民交通违法行为的经验研究

本文依据对江苏南京市居民的交通行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交通违法行为的普遍性.研究发现,交通违法是当前我国普遍性的大规模的越轨行为,法律权威的丧失和违法成本较低对交通违法现象的影响十分显著.行为对规制的选择与运用是我国大规模越轨行为存在的特殊性.     

从威慑到最优执法理论:经济学的视角

早期的执法经济理论,关注如何通过惩罚违法者威慑潜在违法行为.然而,考虑到执法本身的成本,特别是当法律本身非优化时违法行为带来的外部收益(或执法的成本),简单地威慑执法带来的成本可能大于收益.因此,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执法目标的最优执法理论认为,并非对所有违法行为都要实施威慑,只有当执法收益在边际上大于执法成本时,惩罚违法者才是有效率的.基于相关文献,本文试图梳理和介绍执法经济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和思想.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违法问题研究

城市化发展必然伴随着建设用地需求的增加,而土地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农用地主要是耕地成为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由于承载粮食安全的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供给极为有限,使得建设用地指标受限,在发展需求及利益驱动下,违法用地行为时有发生。本文通过对我国土地违法现状的分析,认为该行为发生的根源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观上行为主体认为违法行为所获得的"风险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所致。二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没有明确的向行为主体传达出土地违法成本与收益差额的正负信号。要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必须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     

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按期间制裁机制的完善

在不完全或者转型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严重的水污染形势是污染者基于遵循“收益＞成本”的市场法则,利用我国制裁制度设计上存在的“违法收益＞违法成本”的致命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故意实施水污染违法行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加拿大、巴西、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针对水事违法行为制定并实施按日制裁机制,以“违法收益＜违法成本”为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通过娴熟运用立法技术来遏制水事违法行为,效果良好.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按期间制裁规定,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按日制裁机制的设计核心,在法的实质内容上确保“违法收益＜违法成本”,在法的形式上将按期间制裁机制上升到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层次,在立法程序上尽快启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程序,从而形成完善之机制.     

论土地违法行为的内部制度成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土地违法规模不断扩大。本文在分析土地违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深层次分析了产生土地违法现象的内部制度成因,主要从土地供给制度缺陷和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缺陷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为科学解释土地违法行为,完善相关制度,从而进一步遏制土地违法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违法行为的机会成本分析

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法制条件下,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以及违法所带来的风险低的现象相当普遍。本文试图从对机会成本进行分析入手,对经济违法行为作一分析。     

法治进程中的成本分析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立法、守法、违法、执法等法治诸环节的成本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理性、科学地认识法治及其进程以及法治进程中的成本,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经济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选择用最少的成本、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推进法治进程的模式。     

大学生违法的根源及对策

无论是国家还是家庭都为培养一个大学生付出了较大代价 ,大学生本人也曾作出了较大努力。如果一个大学生犯法甚至犯罪 ,于国家、家庭、社会都是一个重大损失。由于其本身的高智商性 ,其危害程度也比一般人大 ,因此 ,大学生违法现象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大学生违法的根源比较复杂 ,是主观和客观因素综合的结果。主观上其生理、心理不成熟 ,人生观有问题。客观上是由于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法制教育做得不够。如何减少或避免大学生违法 ,既要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正确引导 ,又要搞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还要及时处理、以防后患 ,更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齐抓共管     

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行为研究

持续状态行政违法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目前它既没有法律上的界定,亦没有性质上的定性,这给行政法治实践和行政法学理论带来了诸多困惑。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与一般行政违法相比,有其特殊的本质属性、自身特点、表现形式和责任标准。如能在我国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的独立类型,并根据其社会危害程度给予相应处罚,必然会对行政法治产生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