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而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贫穷有与其相应的行为特质,扶贫应该且必须考虑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基于此,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社会救助的贫困治理绩效及其“陷阱”规避——以三江源生态移民为例

通过对三江源生态移民定居点的实地调查,发现不少移民家庭因迁移致贫、返贫.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救助能够保障贫困移民基本生活所需,却不能够促进其充分就业,所以容易引发“贫困陷阱”.为了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社会救助的贫因治理绩效,基于国际社会规避“贫困陷阱”一般经验,提出了在制度设计上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构建就业激励导向的救助策略.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扶贫攻坚与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以民族贫困人口集中的四川省为例,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对扶贫攻坚以来民族地区的贫困动态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结果显示扶贫攻坚使民族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状况有了实质性缓解,但比较发展差距(相对贫困状况)有扩大趋势。据此,提出了加快民族贫困地区整体脱贫步伐的两项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基于“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范式,阐释深度贫困与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贫困陷阱跨越的路径。研究认为：深度贫困是“人”的贫困转化及群体间互移、“业”的封闭与锁定、“地”的弱势累积以及“人业地”互构耦合的结果;深度贫困再生累积导致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形成,三种陷阱叠加强化则最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贫困陷阱。要攻克深度贫困、跨越贫困陷阱需要实施“超常之力”干预,即采取权能强化、市场重构、空间优化等强力干预措施及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农村贫困老年人精准脱贫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作为贫困人口占全省1/7的安徽省六安市面临着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六安市贫困老年人占全市贫困人口的比例接近40%,且农村贫困老年人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在目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以每年3%速度增长的背景下,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的精准扶贫就具有了特殊而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六安市针对农村贫困老年人实施了包括健康扶贫在内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扶贫效果,但在精准扶贫措施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提升空间。课题组在广泛调研和深入分析后认为,采取细化健康扶贫条款、设立针对性的产业扶贫项目、发展适合贫困老年人的电商扶贫项目、推广“家风+扶贫”模式等措施,来增强农村贫困老年人扶贫政策的精准性。     

农村地区精准扶贫下“产业扶贫”的路径选择——以河南省禹州市烟叶扶贫为例

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实践上,禹州市在推进烟叶产业扶贫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经营粗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扶贫资金渠道单一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乏力。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要加大对经营主体的培训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和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产业下乡:扶贫微工厂参与精准扶贫的探索与实践——以H省W县扶贫微工厂为例

扶贫微工厂是产业扶贫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作为产业嵌入乡村的有效手段,对贫困村社会和经济领域发挥着特殊功能,主要表现为: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重塑社会交往格局;吸引乡村精英回乡创业,增加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稳定脱贫,有效防止返贫等。但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组织形式,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也存在社会保障不健全,贫困户技能培训与再教育的缺失,销售平台扶持力度不足等问题。因此要健全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农户的技能培训与再教育;采取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增加扶持力度。     

城市贫困群体现状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本文在搜集整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城市贫困人口的分布、生活状况、致贫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现行城市扶贫机制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探讨,并研究提出了完善城市扶贫机制的建议。     

政策执行对贫困的影响——以湖南湘西为例

扶贫政策的制定是为了消除贫穷,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政策本身不会制造贫困,但政策执行不力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直接影响扶贫效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贫主要包括＂四补贴＂政策,义务教育中的＂两免一补＂政策以及新型合作医疗政策,但湘西大部分农民并没有感受到惠农政策带给他们的实惠和利益;配套资金制度作为＂一刀切＂的激励方法造成拿走项目的都是经济实力比较好的县份,越穷的地方越得不到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支持;脱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附性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缺乏一种内生的发展动力;国家各部委资金管理专项化不断加强,却带来了资金整合的现实困难;大多数的审批只是流于形式,无法监管到位。因此,要改善当前这些不利因素,必须考虑到特殊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特殊的扶贫政策;将整合资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扶贫的途径多样化,真正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进一步推进湘西的产业扶贫政策;建立扶贫项目的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     

压力型体制、生计模式与产业扶贫中的目标失灵——以黔西南L村为例

立足于西南民族农村的产业扶贫实践,从基层政府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质下型塑的生计模式角度,探讨了产业扶贫政策的运作逻辑及困境成因.指出基层政府面临着精准扶贫考核上的短期性要求与产业扶贫长期性之间的矛盾张力,出现了对政策的变通式执行,优先考虑能否达到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数据指标,贫困户能否真正脱贫成为次要考量.西南民族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嵌入于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追求的是农业生产能服务于家庭生活和社会文化需求,而市场化导向的产业扶贫政策难以与少数民族农户地方性的生计方式相适应,使得产业扶贫政策遭遇到民族农村传统生计模式的排斥.     

甘肃扶贫移民生活方式适应性研究——以H村为例

从迁出地转向迁入地,移民原有的生产方式丧失,而新的生活方式未能形成。移民生活方式的适应将面临着忘记过去与重建未来的艰难选择。通过对甘肃H村的移民生活方式适应性的因素论析及现状解释,研究显示随着迁移时间的延长,大多数移民的生活适应性在增强,消费支出因素对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带来重要影响。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献述评的视角

作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多维贫困近些年来成为国内外学界讨论的热点.多维贫困研究的发展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现实意义.文章回顾了传统方法的缺陷,归纳了多维方法的论辩,提出了如何走出多维贫困研究的“内卷化”与“学徒陷阱”.文章认为,首先,应确立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基础性地位;其次,研究者应避免成为“边缘人”角色;最后,强调动态和分层分类视角的重要性.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