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象思惟作为提高中国学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方法——关于“象”和“象思惟”对中国教育的启迪

中国教育现状的一部分危机感,可以归结为中国学生缺乏创造力和创新性思惟。在对中国传统的象思惟的发掘和光大发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基于“自然之象”、“人工之象”、“精神之象”而产生的象思惟,在“观象”、“取象”、“立象”的各个层面渐次展开创造性思惟和创新性思惟,可以卓有成效地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甲骨文考释(续完)

甲骨文有(甲二五五○),或作(乙七六八)、(菁二、一)诸形。我以为此当是曾之初文。观金文會字有两形,一作(蔡子);一作(鄶始鬲)(亥鼎),朱芳圃指出:“字中作,象甑;一作田,象箅;箅,甑之特征也”(殷周文字释丛一○四页),说甚确。盖會所从之或,同为甑之象形,特为俯视形,则为剖面形。即會字所从之初形,字象一容器中有格横之,此横格就是算。说文五篇下:“會,合也。从亼,从曾省。”乃根据隶定字形为说,当易“从曾省”,为“从曾”。正因为曾象甑中之箅将器隔为两重,故从曾之字多有重义。尔雅·释亲:“王父之考为     

明清时期的杭州商业经济

明清二代杭州城市包括府城、附郭仁和(东北)、钱塘(西南)两县县城。明初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城市经济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洪武至宣德近70年的恢复,至弘治正德(1488-1521)间杭州城市经济已趋向发展,成弘间“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成化七年恢复钞关。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大肆焚掠,城市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人口迁徙,街巷冷落,有的地方出现了“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萧条景象。万历时经济又呈现了空前的繁荣,史载:“舟航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珠玉象犀,南     

北朝"褒衣博带"装束渊源考辨

“褒衣博带”装束应该区分为世俗人物装束和佛像装束两个类别,这两种类别在南北朝同时存在。南朝的“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有别于北朝,北朝“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也并非效仿南朝,而是渊源于汉魏古法。而南北朝的“褒衣博带”佛像装束异源而同流,风格式样在南北两地相差不大。     

释出

出字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很习见的字,《说文解字》训为“进也象草木益兹上出达也。”我认为许书训出为“进也”恐非本义,有重索本义之必要。 出字金文写作　,石鼓文写作　,皆从止。龟甲文则写作　,亦从止。又金文多以　形变作　形,因而随　形而诘曲作　,秦篆遂作　。许慎沿袭之,遂误释为“象草木益兹上出达也。”古文中凡从上之字皆与脚或行走有关,此乃足形,不象“草木上出达”形。古出字实从止,止(　)象足形。　象穴屋形,足趾已露于穴屋之外,所以就产生了出入之出义。又《字汇·入部》下云:“出之反也。”可见出、入互为反义。 　要正确解…     

多维多象——诗歌审美意象的“象”结构论

诗歌审美意象是诗人在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中产生的包含知、情、意复合内容的心理图象,通过显象语词外化的形象显现。意象是一个由“意”与“象”有机结合的包含丰富意蕴的复合结构。而就“意”和“象”本身看,它们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结构体。基于此,认识“意”的内在结构和“象”的内在结构,对把握意象这一复合结构的复杂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唐司空图说过“象外之象”的话。此话一语中的,正道出了“象”结构的纲领。说到象结构,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到单纯意象,意象组接和意象群所构成的结构图画。但那不过是“象”本身的呈现,而非飘忽不定的“象外之象”。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象本身及其背后的象所构成的多象多维的结构画面。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象性而形成的世界意象、生活意象与自我意象的统一,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内容结构。诗歌作品艺术意象因其多维性而形成的不同的欣赏——研究层次和角度,是读者眼中有机统一的象的审美诠释结构。二者的结合构成象的结构,亦即读者完成意象态(读者再造意象)。一、“象”的审美内容结构     

关于陈子昂诗歌理论理解的几点辨正

《修竹篇序》无疑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代表文献,表达了陈氏诗歌理论的主要观点,但我们又绝不能仅仅据此一《序》来论定陈氏诗歌理论的全部观点。要准确理解陈氏诗歌理论,必须对陈氏写此《序》的特殊背景、陈氏对诗歌其他看法以及陈氏创作实践等等因素作整体观,方可减少片面之嫌。学术界普遍认定的陈氏只重汉魏而反晋宋和齐梁的观点,也十分不妥。其实,陈氏虽重汉魏,然亦重晋宋,陈氏认为“汉魏”以“风骨”见长,“晋宋”以“兴寄”擅胜,其诗论中“兴寄”一说的理论内涵实根植于晋宋而非汉魏,陈氏对齐梁诗也不是全盘否定,虽然在陈氏看来齐梁诗“风骨”无存,“兴寄”都绝,但对它在律诗方面的贡献并未抹杀。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认识的主观性与无意识性

人类认识的目的,是要获得对客观世界具有客观性的认识,就是要尽量排除主观性。然而,实践表明,主观性的排除决非易事,这不仅由于任何“客观真理”都仅仅是有待检验的,即尚存时代特征的相对真理,而且还由于认识的主观性与其无意识性结合在一起,使之无法有意识地克服主观性。 心理学家荣格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学研究表明:人从他的祖先(包括他的人 一类祖先,也包括他的前人类祖先和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种族意象,即原始意 象(Primordialimage),他说:“这里所说的种族意象的继承并不意味着一个可以有意识地回忆或拥有他祖先曾有过的那些意象,毋宁说…     

东西方悲剧观比较偶得

去年冬天,我们有幸在居于世界屋脊的拉萨古城看到了惊心动魄的天葬场面;“东丹”(藏语:天葬仪式的执行者)将尸体从背面剖开,割肉碎骨,和上糌粑,呼唤鹰 们吞而食之……。这一幕“演出”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我们作为“欣赏者”,自然有纷坛斑驳的思索。 象千千万万世俗的人们一样,我     

"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

本文从“全球宗教哲学”的角度出发 ,把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范畴即“存在” ,界定为“使在”(使世界存在 )、“内在”(内在于世界 )和“超在”(超越于世界 )的“真正的神秘” ,即无形无相又难以描述、看似“空、无、非”实为“实、有、是”的世界本源。作者从儒、释、道等中国宗教哲学以及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圣经宗教哲学的本体论引证大量的理论表达 ,支持了上述界说 ,表明了这种宗教哲学的界说所具有的普遍根据     

渤海史识微

一、“许国公”和“震国公”《旧唐书·渤海传》谓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振”,《新唐书》作“震”)。溯言“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事不及乞乞仲象。如此,大祚荣何以自称振国王之缘由不清,读者亦无从推知。而《新唐书·渤海传》记营州起事时,则首述乞乞仲象。谓“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述及祚荣,则阐明其为乞乞仲象之子,后“祚荣即并     

论诗歌艺术的审美价值

诗歌之美,古今共谈。然而正如严沧浪所说,诗美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知其美者多,而真知其所以美者少。在本文中,我们想对诗歌所固有的艺术审美规律,试作几点新的分析和探讨。一、诗歌语言的艺术特点人们常说,诗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说法虽不错,但却并未指出诗歌语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诗歌语言具有两大特点:(1)它是一种形象语言。(2)它是一种讲究音韵声律,因而具有音乐美感的语言。第一个特点乃是一切文学语言(如小说、文学散文等)所共有的。第二个特点则是诗歌语言所独有的。     

完成"转换"的日本现代史研究

历史学研究会编辑的《现代历史学的成果与课题》概括了1 980～2 0 0 0年的研究动向,其中的第一卷名为《历史学方法论的转换》。任何人从中都看得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日本现代史研究处在转换时期。用安丸良夫的话说,从2 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战后历史学”到“现代历史学”的“决定性的转换”,使得国民国家论时期以后的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这2 0年的转换期积累了大量的优秀成果,其中包括前文提到的《历史学方法论的转换》、《展望日本历史》丛书(东京堂出版,2 4卷)、《战后历史学再考———超越“国民史”》…     

"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

引语:人情与人情消费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家。对于“人情”,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翟学伟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概念由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其中“人情”是其核心,指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翟学伟,1993)。孙春晨认为,“人情”是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是公众认可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是情面和恩惠(孙春晨,1999)。李伟民则认为“人情”包含的意义可分为三种:人之情感;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资源(可以是物化、有形的,也可以是非物化、无形的);人与人交往相处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即人与人相处之道(李伟民,1996)。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论艺术意境的美学性质

追求艺术作品的“意境”问题是中国古典文论、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普遍关注的一个美学范畴。自唐代诗僧皎然提出诗歌创作应由“神会而得”的思想、司空图提出诗歌创作力求“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的说法以来 ,艺术意境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被用于文艺创作各个领域 ,作为判断艺术作品优劣好坏高下的标准 ,各类艺术作品竟相把它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如在诗词方面 ,明·朱承爵说 :“作诗之妙 ,全在意境融彻 ,出声音之外 ,乃得真味”① 。清代学者王国维论词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自有名句”。②在绘画方面 ,郑板桥认为 …     

社区自治中的利益博弈--以南京"中青园"为例

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小政府、大社会”政策的实施,使国家权力从社区中逐渐抽身而出,特别是90年代的住房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使单位的诸多功能日益向社会转移,传统的“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在这种背景下,社区自治被提上日程。社区自治可以简单理解为把社区建设成自给自足的实体,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政治层面。一般来说它具有内外两层含义:(1)对内部事务自主决定;(2)对外作为一个利益整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闲话"知名人士"

对于“知名之士”,即所谓“名人”者流,年轻时期,我一向闻风而 拜,以为此辈定有出乎几辈的独特“才德”,不然的话,其盛名从何而 来?然而历年而来,参之国情,我逐渐开窍,以为(只是“以为”而已)“名人”有假,鱼龙混杂,并不稀罕,不可一概认定。今晨阅报,果然发现有位“名人”——徐建平,原为绍兴市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因杀妻、解肢、抛尸灭迹,潜逃外地,法院根据他的犯罪情节,一审将其判处死刑。当然“名人”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