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在中国的立法构建——兼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度对接的国际一体化问题

《联合国反腐公约》中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对刑事缺席审判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立法空白,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履行《联合国反腐公约》、符合刑事司法审判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法律体系上的国际化对接.文章通过对该制度的域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     

论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为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在各国相关法律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已参加联合国有关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与国际立法接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日益重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自诉方和辩护方的缺席审判制度,严格缺席审判的条件,保障当事人权利,具体规定缺席判决的可撤销制度,以期能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财产权益,保护无罪被告人以及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助益。     

非经刑事定罪的没收制度与我国相关法律完善

在简单介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非经刑事定罪而没收犯罪财产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民事没收和缺席审判在未经刑事定罪情况下实现对财产没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缺席审判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对缺席审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视角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了任何受刑事指控者均有出席庭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是对缺席审判的绝对禁止。我国2018年《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缺席审判制度,因要求送达传票和起诉书副本、强制辩护以及只适用于特定的犯罪,并没有违背公约中关于被告人亲自出席庭审权利的规定。为了与公约兼容,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实施时还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禁用公告送达的诉讼文书送达方式;其二,适当延长诉讼文书的送达期限;其三,为辩护人履行职责提供保障;其四,提高公诉方的举证能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思考

反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国家为预防、控制和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刑事政策的不同选择,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具有不同的导向,并直接影响着预防和惩罚贪污贿赂犯罪的效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现阶段国际反腐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反腐理念和机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贪污贿赂犯罪控制模式的认知,其意义不仅为完善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提供参考,更为我国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价值衡量及实现机制

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认为,对席审判不仅是探寻案件真相的需要,而且是刑罚正当性的基础,因此,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必须亲自参加诉讼。然而,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这一司法传统,首次构建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能够满足实现刑罚功能、维护司法权威并畅通国际合作的实践需求,但也存在诉讼结构失衡、人权保障不足、司法资源浪费等诸多弊端,要想在利弊之间实现制度价值的最优化,必须建立规范的监察机制、有效的律师辩护机制、完善的诉讼监督机制以及健全的责任追究机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上诉权问题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的上诉权存在实体权限和程序设计上的不足与欠缺等问题.究其根源,主要是缺席审判制度中现有上诉权的设置难以契合其价值目标及功能需求.通过对缺席审判上诉权进行法理剖析,发现上诉权的价值体现在确保缺席审判实体正义、程序公正及保障人权三个方面,根据此价值预设,上诉权因而具备利益平衡、权利救济及纠正错误裁判三大功能.结合价值哲学和功能理论的实际场域,通过明确不同案件类型之近亲属上诉权的现实权限以及优化缺席审判上诉权的程序设计,以重构缺席审判上诉权的制度设计,从而保证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合理运行.     

监察机关参与刑事缺席审判法律问题探析

外逃人员刑事缺席审判是典型的涉外法律制度,站在国际刑事合作的高度,为成功追逃,应充分考量法院域外送达传票成功率,宜明确监察机关锁定外逃人员住址方可缺席移送起送。追赃中,监察机关应该立足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案件类型、适用条件、境外文书送达以及证明标准等方面的差异,权衡利弊得失,作出合理的程序抉择。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引渡合作常附加必须重新审理或给予重新审理机会等强制条件,事实上产生了先追后判效果,缺席审判宜作为监察机关追逃“备而不用”程序。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刑事立法中的转化模式评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对中国正式生效.<公约>在中国的具体适用,宜采取间接适用的模式.基于闻接适用的要求,中国立法机关有必要确定<公约>在国内立法转化时的模式选择问题.由调整对象的综合性所决定,<公约>采取了"一揽子"的立法模式.<公约>在中国国内法的转化存在诸法合体整体转化、诸法分立分割转化与部分合体折衷转化三种模式.为实现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国际化,提高反腐败刑事立法的规制效益,有必要在对这三种转化模式进行优弊分析的基础上,确立最为适当的转化模式.     

论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反腐败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打击与惩罚腐败犯罪的重要制度之一.证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制度规定较为具体,如电视会议作证方式、污点证人作证、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我国仅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证人制度,在刑事司法协助中的证人规定上存在明显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梳理该公约对刑事司法协助证人制度的规定,指出我国制定《刑事司法协助法》、引入高科技作证方式、构建污点证人及证人作证刑事责任豁免制度等具有迫切的现实必要性.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我国发生了许多犯罪分子犯罪后携巨款潜逃国外的案件，针对这些情况，我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确立缺席审判制度，以适应世界法治发展的潮流。深入研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

作为世界第一部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国际社会倡导了治理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更为国际社会反腐败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指南和行动准则。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规定基本上是与《公约》相适应的,然而,在罪名体系、犯罪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方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行贿人的主观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效打击贿赂犯罪,与《公约》规定接轨,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被告人异议权的知识解构与改革

2018年《刑事诉讼法》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弥补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缺陷,赋予被告人异议权的救济机制实为必要。中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被告人异议权,一则立法对被告人异议权的具体规定导致其实际功能无法合理发挥;二则过度绝对化、无限化,被告人无须理由即可提出异议,且能达到足以推翻缺席审判的结果;三则没有明确异议权行使之具体内容,导致司法适用的模糊。这不仅会使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存在的价值令人质疑、冲击中国司法权威,还会有碍党中央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的顺利进行。据此,理应对被告人异议权进行有效限定和司法细化,明确其提起的条件、时间、具体行使方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从而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有效适用提供助力。     

大陆法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比较

为了维护国家的司法权威性,消除因刑事案件被告人不到庭而无法审判的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缺席审判制度也再次受到了关注。以大陆法系国家为研究对象,比较研究各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中国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之中国叙事——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范本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种在诉讼构造上天然失衡的制度,从它诞生伊始就存在着"不平等性",但这种缺陷并不足以否定制度本身。制度确立后,应当考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应然与否,而更应该着眼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实然运行层面的诸多问题。刑事缺席审判的启动程序是适用刑事缺席审判的关口,承担着制度运行中的节流和控制作用。以适用类型为参照,有必要对缺席审判的适用范围和限度、知悉权的实现方式、入口审核机制作出探讨。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基本权利,依关联性包括诉讼代理人的选择、辩护律师的参与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的处置,由此衍生出的被告人近亲属角色冲突、刑事法律援助正当性评价以及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衔接中的疑难问题也需要我们进行分析和回应。救济程序是弥补制度疏漏的重要环节。当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所确立的重新审理以及未曾提及的司法赔偿都有作出系统梳理之必要。     

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法理分析

随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正式生效,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日益成为我国理论界关注的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在刑事诉讼中都采取的是对席审判。但司法实践的结果表明,绝对禁止缺席审判既阻碍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诉讼效率的提高,又影响了维护司法权威和社会的稳定;且在我国三大诉讼中,唯独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为适应当前与国际社会协作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立法,有必要构建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刑事缺席审判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适用关系研究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是应对因涉嫌贪污贿赂等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无法进行刑事追诉难题的程序创新,其创设具有对外宣示和对内回应双重价值。这一程序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的竞合。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覆盖事项全面、规范解释优先和裁判效力权威的优势,决定了其效力位阶高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但在具体适用中,当二者存在适用空间模糊时,由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应当优先适用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