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生产行为与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对环境治理的一个跨层次分析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地方政府的投入行为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存在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投入会正向影响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评价。     

政府绩效对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作用机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比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府绩效上的差异可以通过公众心理这一路径作用于政府合法性水平的层级差异。其作用机制是决策绩效与执行绩效的时空分离和公共危机管理。由于这两个作用机制,公众在心理上更容易认为中央政府绩效高于地方政府绩效,因而中央政府可以从政府绩效中获取比地方政府多的合法性资源,造成政府合法性水平层级差异的强化和扩大。     

地方政府制度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分析

制度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地方政府有效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然而通过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当地选民的博弈分析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其提供的制度供给并不一定有效,无效的制度供给甚至会提高市场壁垒和市场准入条件,导致人们行为的短期化,增加交易成本。因而政府的干预并不一定能够使市场缺乏效率和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改善。只有有效克服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明确地方政府有效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的路径,确保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公共产品充分、合理、有效,才能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公平。     

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使用在环境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CGSS2013）的数据,使用Ordered Probit回归建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面,传统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新媒介（互联网和手机）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中央政府层面,新媒介对于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公众满意度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介。基于对研究发现的讨论,建议政府在传统媒介平台上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环境信息需求,着手从新媒介平台搜集公众建议以改进环境治理,重点针对新媒介平台上的环境热点事件制定解决方案。     

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工作绩效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通过KHB法检验可能存在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工作绩效正向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是政府工作绩效影响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中介机制。因此,在提高政府工作绩效的同时,提高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公平感能有效提高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差序政府信任： 文化心理与制度绩效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文化心理和制度绩效被认为是政府信任的重要来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公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怎样的机制导致了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而对地方政府信任程度低？实证结果显示,威权主义价值观、经济绩效和政府回应性对中央信任和地方信任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时,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对信任差值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威权主义价值观和政府回应性是信任差序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中央信任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地方信任的影响中,政府回应性与威权主义价值观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对信任差值的影响中,经济绩效与威权主义价值观的交互项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新审视和反思

从四个方面进行反思：其一,坚持发展观,操作中要完完全全地贯彻发展而不是增长“是硬道理”;其二,西部大开发初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定位不同,应选择中央政府主导型和地方政府市场主导型相结合的政府模式;其三,鉴于“九五”后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西部长期倚仗的资源主导型战略面临挑战,战略模式极待研究深化;其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是优化投资软环境,从政策落实难这一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矛盾引出加速改革政府的紧迫性。     

最优财政分权度初探

一个有效的经济 ,必须是一个对资源、机会、风险及社会权力进行有效配置的经济。就财政方面而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就税收收入进行分配 ,并使其达到最优 ,直接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所必须的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以国家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和私人资本为投入变量的Cobb -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占有的税收收入的比例 ,等于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除以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与国家公共产品的弹性之和的所得时 ,财政分权度达到最优。     

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碳排放具有外部性、公共产品等特性,仅依靠市场调节会产生“市场失灵”现象,因此政府部门需发挥积极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政策。针对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问题,构建一个基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三阶段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素,并选取中国30个省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博弈结果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认为:对地方政府减排行为奖励越多,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好;地方政府抵制中央减排政策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大,则碳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违规行为惩罚的概率和力度可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减排,同时也增加了中央政府的收益;碳排放强度越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减排动力越小,中央政府减排政策实施效果越差。     

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模式研究

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讨论了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政府能力、转入方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相关各方的良性互动以及地方发展水平对其流转效益的影响,并结合成本收益分析指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尽管影响大但并不必然导致多方共赢的结果。最后指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实施起来难度较大,需根据主客观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才能迅速改变农业生产面貌,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公共产品提供中的政府绩效管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国政府进行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即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目的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打破仅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现状。本文分析的是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对于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进行的绩效评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中国地方政府层级设置

现代国家的政治本质和公共物品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效率与公平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所应追求的最主要价值,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和规模经济的程度,决定了公共物品在提供上的效率和公平价值的实现与政府的层级和规模的相关性.由此,公共物品理论在推进政府层级设置的过程中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物品到底由谁来供给——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批判

在传统经济学中,公共物品作为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被认为必须由政府来供给。科斯的《经济学中的灯塔》通过对英国灯塔供应的现实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观点。本文在对科斯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共物品的产权特性,比较了在其产权界定和生产的不同方式。从而得出了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所应起到的作用。本文的最后将将这一讨论延伸到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与市场职能的结合问题。     

论公共产品供给的多主体趋势

在传统意义上,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天然垄断者。随着政府失灵现象的出现、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自主性程度的提高,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开始介入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公共产品供给开始呈现多主体趋势。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品质,同时对政府治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