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批判孔丘复古倒退的历史观

一切反动派都是复古倒退的顽固派,孔丘就是一个鼓吹复古倒退的祖师爷。他宣扬“历史不变”论,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思想,鼓吹复古倒退,极力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制造舆论。叛徒、卖国贼林彪,吹捧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孔丘的历史观,是他“克已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历史观,对于我     

论时代文学与趋时文学

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复年青作家的信中,曾提出艺术创作“不必趋时”的重要见解。他说:“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这里,鲁迅显然不赞成文学艺术的趋时倾向,反对某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但是,当我们全面地了解鲁迅的著述时,却发现,鲁迅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趋时文学辩护。他在《趋时和复古》中,反对林语堂讥笑进步文学为“趋时”,反对抬出刘半农作为打击“趋时”的神牌。鲁迅指出,刘半农在青年心目中所以有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复古”,而在于他的“趋时”,他正是一个以“趋时”而出名的人。五四时期他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营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毁之为‘趋时’”,后来时代前进了,这谥号也随之消失,而他自己变成干干净净的名人,于     

船山诗学中的声律观

王船山非常重视声律对形成诗歌音乐美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律不可以死法求”,格律诗的平仄律更是不可过于拘泥,而应“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这一思想是对明代诗学复古思潮中格调论的批判。体现了古典诗学向传统的情志论的回归。     

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中国文学复古现象论略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复古运动是极其频繁的。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新生思想对古老风尚的眷恋和回顾,曾被称为一种纯粹的“中国现象”。①为什么中国文学极易产生复古现象？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深入思考此类问题的结果使我们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扮演“亚宗教”角色的儒学上。我们认为,中国文学复古现象不只是文学自身的调整与变革,它与儒学复兴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是文学复古现象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复古运动的终极目标。一、儒家学说对文学的影响及文学与儒学关…     

同向异途:文化视野中近世中日医学复古思想比较论析

17—19世纪,中日两国传统医界均出现了复古思潮。中国的医学复古思潮具有经学化特点,强调以《黄帝内经》等古代经典为理论和临床的准则。日本的汉方医学“古方派”也以复古为取向,却发掘出独特的“疾医”观念,除了认可中国扁鹊和张仲景等少数医家外,对文化意蕴浓厚的中国医经理论和后世各派医家予以一概否定,又在“去理论化”的基础上构建了从中国汉代跳跃到日本江户的医学“道统”。这一现象背后有江户儒学道统“自立”诉求的深刻影响。“复古”思想的不同倾向,左右了两国传统医学在近代西方医学冲击下的反应模式和存废结局。这对思考文化与医学的关系有深刻启迪。     

以比较的视野看刘勰的复古文学思想

本文以中西文化———美学通观的视野,在中国复古文学思想的整体观照中,对《文心雕龙》的复古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释。刘勰以宗经反本、雅正体要为归宿的文学退化历史观,体现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处置模式,与严羽及其明代复古诗学隐含人类学—美学思路的诗史观,构成了迥然不同的话语系统。本文还对刘勰的“通变”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通变主张使刘勰的复古思想增添了一定的灵活性和有限的开放性。     

试析刘勰对《楚辞》的矛盾评价

本文认为刘勰对《楚辞》的评价确实存在深刻的矛盾,并从他对《楚辞》的总体定位和具体评价两个方面分析了矛盾所在,进而解剖了矛盾的实质是“经典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复古性与新变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关涉到刘勰理论体系的全局,使他的理论体系表现为精华和糟粕相互缠结的形态。     

沈德潜对明代复古派理论的修正

明清文学的复古派发轫于南宋的严羽,在明代得到了全面的展开,清中期的沈德潜在继承复古派理论的同时,吸收了该派在创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反对者的批评,对复古派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针对明代复古派对个人性情的偏倾和清初神韵派大行诗坛的诗歌背景,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截断源流的文学史观,提出沿流讨源的主张;修正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给诗歌创作中学养、见识以充分的重视,提出“以虚运实”,“议论须带情韵以行”的观点;拨正明代复古派对杜甫的七言歌行、七言律诗的只及一点不及全面的批评。     

钱钟书论“复古”与“仿古”

在对待“古”的问题上,钱钟书表现出两种态度;一是为复古辩护,认为源于进化史观的“后来居上”理念在价值论上行不通,“复古”并非“逆流”,而且复古之“古”本质上具超时空性,一定意义上复古与革新对立统一;二是反对仿古、袭古,认为文学创作应注重生活,致力创新.前者强调的是延续,后者重视的是创造,从正反两个不同方面凸显钱钟书关于文学继承与发展问题的辩证认识和冷静态度.     

从《艺苑卮言》看王世贞的诗论

王世贞既主张复古、又反对模拟。主复古是为了树立崇高的美学标准,反模拟是强调学习古人应有正确的志度与方法,两者相反相成,总体目标就是以复古求变革。王世贞认为诗文有严格的法度,作家应该遵守;但他又提出“离而合”的口号,认为不能过分拘泥古法,强调不似之似与妙合自然的美学原则。王世贞对众多作家的评论,显示了他广阔的审美视野与高度的审美水平,其中许多精采的评断,发前人之所未发,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变乃能复，复乃能变”——吴乔对“变古”与“复古”的创新重构

吴乔对“古”赋予全新定义,重构了与众不同的“变复”论。他指出“变”的是“古”之外貌,“复”的是“古”之神理,变复乃相互有机的共存关系,这是吴乔别出心裁的见解。而且,他根据对“古”的崭新见解,切中前后七子“复古”之谬误,从而纠正前后七子摹拟弊病。吴乔“变复”论是重“意”诗学观的贯彻,他的这套创新的“变复”论突破了既往议论范畴,开拓了“古”的全新境界,因此在诗歌史论中具有极高的价值。     

论复古者的文体意识及其影响

王蒙先生曾说 :“归根结底 ,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 ,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① 此言不差。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极其频繁的复古现象为例 ,无论每次复古运动的出发点和具体目标有何不同 ,文体的变革始终是复古者关注的焦点。如果进一步深究 ,便不难发现 ,复古者的文体意识在复古运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甚至决定着复古运动的发展方向。唐代古文运动及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发展历程就正好说明了此点。何谓“文体意识” ?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 ,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     

章士钊的保守主义文化思想

作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保守阵营中的一员,章士钊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温和至保守的迁易。从早期在宇宙史观上坚执“新旧调和”的论调,到最终抛出“明农复古”的文化主张,并在文学领域内标举文言、弃绝白话,章氏在构筑自身的保守主义文化理论建构的同时,也完成了心理、知性双重层面上向一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而他为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所作出的“明农复古”的文化设计虽是潮流的反动,却亦有其学理上的合理之处,对当前的文化重建不无借鉴意义。     

清代《诗经》研究观的嬗变与毛诗学派的《诗经》研究

清代︽诗经︾研究观的嬗变与毛诗学派的︽诗经︾研究周元彪梁启超对清代的学术思想,曾一言蔽之：“以复古为解放”。（《清代学术概论·二》）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把清代学术思想具体概括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汉学复兴为标志的传统...     

个性解放思潮与绘画上的革新运动——读画随笔

本文认为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思想界涌动着一股个性解放思潮。在绘画上 ,即以徐渭、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个性画风为代表 ,而清初经济的衰退与政治的严厉控制 ,则出现以“四王”官方画家为代表的复古思潮 ,个性主义遭到遏制 ,但在民间个性主义则仍在蓬勃发展 ,其代表是扬州八怪及清末民初的一大批画家     

元赋复古成因及其效应

元赋“复古”不仅是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所导致的赋体发展自我选择,而且与古赋“颂赞”功用符合元代的时代要求相关。元代赋坛可以说是古赋一统,复古意识伴随其发展的始终。后人对元人的评论,其褒奖之处也多在能够一改时文之弊而追摹古风。元赋创作高举“复古”的大旗,使“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向其“母体”回归的过程中保存了本体的生命基因,并且取得了令后人羡慕的成绩。     

诗学与心学中的陈白沙

明代前期的著名哲学家陈献章 (白沙 )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与诗论家。在他的哲学思想与诗论及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白沙是明代心学的开创性人物 ,他提出“天地我立 ,万化我出 ,宇宙在我”的著名命题、“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以及“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白沙不事著述 ,却长于以诗表达思想。他不同意“诗为小技”的观点 ,高度重视诗的功能。认为诗应“率情为之”,反对“饰巧夸富、媚人耳目”的人为雕琢之风 ,提倡“浩然自得”,以诗人的独特体验形成自己的自家面目。但他又反对粗豪为诗、“恣意横为”,主张对诗的艺术法则一一理会。白沙诗作出于性情 ,发乎自得 ,在“鸢飞鱼跃”的物象中生发哲思。他的诗论与诗作 ,对于明代前期的复古拟古之风是一种反拨 ,同时对后来的文学解放思潮有重要的影响。     

韩愈重“文”尚“奇”的“古文”论

韩愈写作“古文”,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有高度的自觉性。他的“古文”论,总结了自三代、秦、汉以来散文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又包含着自己创作实践的亲切体会,其中不少内容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以明“圣人之道”为创作的基本纲领,但并不主张以儒学代替或包括文学;他在创作上标榜“复古”,却没有流于师古守旧的教条主义和模拟主义。他的创作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艺术上的独创性;而这种独创性又与他的重“文”尚“奇”的“古文”理论密切相关。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意见。     

从“孔門私学”看孔丘教育思想的反动本質

春秋末期,醉心于恢复西周奴隶制的孔丘,挖空心思地寻求門路推行他“克已复礼”的政治路线。当他四处碰壁之后,便以教育为业,妄图通过办“私学”,为奴隶主贵族培养接班人,达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語·尧曰》)的罪恶目的。孔丘的后裔承袭了他的这种教育事业,“因庙建学”,“讲六经之道,传圣人心法”(《闕里庙小学途碑》),继续为历代反动派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服务。于是,在“孔家店”便形成了一个世代相承的“家传”教育体系。今天,揭开“孔门私学”的黑幕,运用馬列主义的观点给以正确分析,有助于     

鲁迅《河南》时期思想论纲

鲁迅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为《河南》杂志撰写了一组论文,提出一系列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时是独特的,在他本人的几个思想阶段中也是独特的——不妨把这个时期称作“《河南》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也即吸收外国的和古代的合用的文化思想,建立一个新的文化思想体系,使中国“屹然独见于天下”。他这期间的论文,都服务于这一总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