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促进和谐深圳建设——深圳市建立新型社会管理体制问题研究

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也处在矛盾凸显期,在取得辉煌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当然,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出现,都是改革和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但也与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水平有关。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水平,解决好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     

关于科学编制“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与思考

“十一五”时期，是我市加快推进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鞍山的黄金发展期和战略机遇期，也是着手解决各种新旧矛盾的重要历史时期。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帮扶弱势群体，消除贫富分化，化解社会矛盾，缓解生产要素制约瓶颈等等，都将面临巨大压力。从这个背景出发，“十一五”时期将是考验我们执政水平，考验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五个统筹发展能力的“关键应对期”。只有审时度势，客观分析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科学把握和利用各种机遇，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困难，才能保证“十一五”时期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时期的中国改革--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访谈录

当今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与"社会矛盾凸显"交织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不要推进,又应该如何推进?访谈录提出,必须打破改革的"胶着"状态,正确处理改革面对的三种力量,以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切入点,以政府转型为关节点,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支撑点,着力在这三方面突破,从而加快市场化进程.     

从培育“有道德”新人到“以德治国”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与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中要使我们的干部和人民"有道德"的要求一脉相承,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治国方略的高度强调了道德建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了"四有"的整体性,凸显了"四有"的非均衡性,是时邓小平"培育‘四有'新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逐渐关闭的大门——从唐宋至明清经贸外交沉浮看当前中国对外开放之路

在中国历史之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经济繁荣、社会兴旺、科技发达、对外交往和谐共荣的黄金发展期——唐宋时期.在此时期,中国攀上了世界的巅峰.而在随后的几百年里,我们却从开放转向闭关,由繁荣昌盛而转向逐步没落!本文将从这段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四个方面的变化转移而论述我国衰败的原因.以史为鉴,从古人发展之经验教训探寻目前我国的绎济社会发展之路.     

加强企业信访工作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老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改革改制等一系列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纠纷也逐渐显现,形成各式各样的信访问题。     

五四前后瞿秋白中西文化观之历史考察

瞿秋白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五四以前,其世界观处于艨胧时期,在五四运动中他迅速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从1920年初至1921年末,他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此后,他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与此大体相应,他的文化观念也经历了"混洽"东西文化时期、"爱"的文化观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时期,而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则是真挈地追求真理和为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下面就让我们踏着他的历史足迹,寻觅其中西文化观的历史演变和特点."自幼混洽世界史上几种文化的色彩"1899年,翟秋白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一个破落的仕宦之家.迎接他来到人间的是近代中国夜气如磐的苦难社会.正如他后老所说:"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簸动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段'之一家族里.这种最畸形的社会地位,濒于破产死灭的一种病的状态,绝对和我心灵的'内的要求'相矛盾.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2〕他的袒     

中产阶层: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

从理论上看,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呈现出似乎相互矛盾的两面性:"稳定器"和"推动器",但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发展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双重表现.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中产阶层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保障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双重意义.因此,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为中产阶层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制度创新

崔之元在<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上发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并在同一刊物的1995年2月号和1996年4月号上发表"再论"和"三论"),提出中国的改革已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     

做好家长亦风光

记得还是儿子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次他放学回家突然问我: "爸爸,你是什么‘长'呀?"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们班上同学的爸爸,有的是科长,有的是行长,还有的是局长.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长'?"想不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无意识地有了等级观念.于是,我认真地对他说: "别的‘长'我目前还不是,只是个‘家长'."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