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前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涉外藏务调查研究

1940年代前期,为了查明敌伪涉藏情形、英国侵藏活动与噶厦在"外交局"等事件中的政治态度,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进行了多方调查。这些调查加深了国民政府对西藏局势的认识,促使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并适时调整治藏政策,从而维护了中央对藏主权和治权,并使中央与西藏地方一度紧张的关系有了较大改善。     

“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蒙藏委员会与西藏交通、邮政事业之开发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陲,道途艰险。恶劣的交通条件成为历届中央政府对藏施政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阻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打破中央与西藏的隔绝状态,除了加大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投入外,在交通和邮政事业方面,也付出了较多努力。蒙藏委员会与交通部等中央部委合作,在规划通往西藏的航空线路,修筑机场,兴建公路,以及筹办各类邮政电信事业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英印唆使下西藏分裂势力的阻扰,很多交通规划措施未能贯彻落实。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西藏与沿边省份的交通、邮政体系逐渐有所改善。蒙藏委员会对西藏交通、邮政事业的开发所作出的贡献,在维护国家主权和边疆民族稳定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习近平治藏方略的生成逻辑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共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进步而确立的基本理念、主要目标、总体部署及政策措施表述为党的治藏方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西藏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的治藏方略,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具有自身的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对毛泽东治藏方略及新时期以来的治藏方略的继承与发展是其理论逻辑;对西藏现实问题的科学回应与对西藏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是其现实逻辑。     

试析清朝治藏政策

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众建而分其势";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当时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总之,清朝的治藏政策,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御外敌的侵略,发展西藏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     

驻藏大臣松筠的治藏功绩及其治边思想

松筠一生久任边官,政绩卓著。目前,学者多因其在新疆任职时间最长、政绩最为显著而对此研究较多,而对于松筠在西藏的任职情况则研究较少,可见的多为一些简单介绍。研究松筠在藏期间的功绩,可全面了解他的治边思想。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元朝治藏政策得失考

忽必烈继大汗位 ,如何对西藏治理 ,是蒙古人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因其俗而柔其人”不失为上策。在寻找支撑元代的意识形态过程中 ,不加选择地吸收了吐蕃文化中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并对西僧恶行的无视和过度娇纵 ,是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主要之一。蒙古人有效统治吐蕃得益其治藏政策 ,蒙古人过早推出中原 ,是治藏政策中对西僧过度依赖的结果     

康熙时期治藏体制的调整和推进──清代治藏政策研究系列之二

本文论述的是康熙时期对西藏地方管理体制的调整与加强过程,阐明了清朝中央政府如何成功地将和硕特蒙古势力逐出藏地,确立了中央政府对藏区直接管理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原因,很细微地分析了每一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来胧去脉,对全面了解清初治藏政策以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影响很有裨益。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与南京伪中央的对抗

以德王为首的伪蒙政权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都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前者倚仗其资格老,后者依靠其地位高,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从汪精卫叛国投敌之日起,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派系争斗,直到日本投降和伪政权解体,它们的权利争斗也没有结束。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运动的控制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身份、角色发生变化,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变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管制为工具,以刚性和柔性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广泛渗透及对民众运动的强力控制。受自身原因及其消极的控制方式等深层次因素影响,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试析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美棉推广

抗战前 ,南京国民政府从解决民族棉纺织业危机着眼 ,开始实行以推广美棉为主要措施的棉产改进政策 ,并采取了现实、科学的措施 :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 ;采用合作社组织进行推广 ;加强美棉品种的繁育工作。美棉推广初显成效 :美棉在华北地区得到初步推广 ;棉花品质也有一定提高 ,这是值得肯定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名胜古迹保护(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设置机构、制定法律对名胜古迹进行保护,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管理名胜古迹,中国名胜古迹保护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以山西村制为蓝本制定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普遍流于形式 ,并很快为保甲制度所取代 ,但在中国乡村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给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建设留下了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略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跃升为国家最高权力中心,同时也是事实上的外交决策核心.设立于1938年初的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机构之一,积极参与战时外交活动,为国民政府在抗战需要下与美英法等各国的政治交往出谋划策,其研究、设计和建议对于外交政策均有重大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截止1949年,它经过了三次修正。所得税的实施,使得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薪俸收入在法定范围之内有所减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日抗战的财政基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个人所得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战后继续开征所得税则值得商榷。因为财政的进步并不在于财政本身,而在于发达的经济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最终只会无疾而终。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研究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危机日趋严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业推广立法,颁布了农业推广法规,建立了农政机构和推广组织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出现新的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因一系列负面因素存在,宏大的政策规划与具体成效之间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农业推广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