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

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古代荒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但由于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大 ,所以学术界多注重对朱熹儒学思想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贡献的研究 ,而对其荒政思想与实践 ,虽有提及 ,但尚无专论。本文试图对朱熹安民、恤民、为民的荒政思想 ,及首创社仓制度、利用赈灾钱粮兴修水利、不辞劳苦救灾活民、敢于弹劾救灾中的不法行为、为救灾献计献策等实践活动 ,作些初步探讨     

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

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试行开始逐步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从管理制度上看,朝廷倾向于官督民办,然而在如何解决社仓管理中官方干预过多以及贪污挪用、社谷借放涣散等问题上,似乎一直未找到好办法,这直接制约着社仓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     

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展示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段性。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赈灾功能的强弱。     

朱熹与梁克家的关系及其游历潮州考辨

通过对朱熹与梁克家相知相敬的关系,以及青年时代各自游历潮州的经历的考证辨析,可以澄清若干史料讹舛和学界聚讼:朱熹挽梁克家诗,当以昔岁调饥政订正诸本讹舛;朱熹游潮往见大慧禅师的时间,当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亦即秦桧死后;梁克家游潮之梅花轶事传说,多有附会成份,史志载朱熹<和文靖公前韵梅花诗>等系后人伪托之作.研究朱、梁关系及其游潮事迹,也有助于窥视该时代缙绅士人之间、儒释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围粤之间的文化互动.     

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

社仓作为民间的粮食储备方式,其基本功能在于积谷备荒。出现于明中后期的社仓,在推行过程当中,却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发挥着整合社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功能。     

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

南宋中期,官吏腐败,赋役苛重,农民起义。为了治国纠弊,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实行轻徭薄赋,赈救灾民,发展农业,严惩贪官。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即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故而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论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

虽然朱熹并不以诗为重,但其诗歌创作成就斐然,生前便以诗名世,在朱熹诗歌中,灾害诗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朱熹灾害诗创作对于南宋时期的水灾、旱灾、蝗灾、饥荒等灾害有着广泛的书写,深刻反映了南宋衰弊世道下灾祸连连的生存空间,再现了南宋时期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朱熹灾害诗中包含着其独特的荒政思想,视民如伤、赈惩并施、以民为本并用,且往往坚持爱民利民的立场,与当时官场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是与其理学家身份紧密联系的,对朱熹灾害诗的解读既可了解荒政思想的深厚内涵,亦可一窥其理学家身份之外丰富饱满的士人形象。     

我国农村贫富差距之规制——宋代“社仓”的启示

通过社会调查,就目前我国乡村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进行了量化比较,提出我国目前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严重。在此基础上通过质性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惠民富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重大扭曲。为了提出解决乡村贫富差距的措施,通过对宋代＂社仓＂实践的运作及其改进进行分析,挖掘它乡人自治、政府引导监督的现代社群主义价值,并通过分析这种实践价值的现代意义为我国化解现代乡村贫富差距提供基本思路。     

朱子社仓与道学家的社会理想

社仓是朱子奉行儒家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朱熹筹建和推广社仓活动的简要回顾,力图阐明社仓等实践活动和道学家所追求的儒家社会理想的紧密联系.     

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

唐代设有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仓粮食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蕃占时期吐蕃在沙州设有仓曹,即仓岸(stsang mngan),它源于吐蕃职官岸本(mngan-dpon),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stsang即汉文仓的吐蕃文拼写,仓曹负责当地官仓、军仓和寺院用粮的征收、发放及核查等工作;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蕃占时期的沙州官仓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物.     

论朱熹教学思想对现代教学实践的影响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孔子的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知行并重"、"因材施教"、"博专结合"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朱熹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是朱熹所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朱熹在思想、文学等方面对韩愈多有接受。在思想方面,朱熹对韩愈的＂道统观＂、＂心性论＂、＂师道＂都做出不同程度的接受;在文学方面,朱熹对韩愈的接受则更多,特别对韩愈古文创作做出了充分肯定;对于韩愈的人品,朱熹是较多地予以否定和指责的。我们可以从朱熹对韩愈各方面的不同接受中认识到朱熹的双重身份与双重成就,即朱熹是一位具有理学家身份的文学家。     

论朱熹与王维接受

朱熹对王维的接受态度是多重性的。从审美评价看,他推赏王维的律诗、辋川体与《辋川图》等;从道德评价看,他尖锐批评王维在政治上的失节,以至压倒了其审美评价。朱熹对王维的时褒时贬,看上去似矛盾而又无序,但还是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这与他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密切相关。他的崇尚气节,崇尚雄健,崇尚平淡,与他对苏轼的接受密不可分。还原朱熹的王维接受,探讨其在后人王维接受中的影响,对于文学接受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冯友兰方法论与朱熹工夫论

冯友兰先生的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修养方法(求觉解、敬与集义)、新理学方法(正的方法、负的方法)、哲学史研究方法(抽象继承法).其新理学方法主要是指求觉解的方法,或者说是使人得到最高的天地境界的方法,不包括<新原人> 中所说的使人常住于道德和天地境界的敬与集义.冯先生方法论受到朱熹工夫论的深刻影响.     

论朱熹的阅读思想

朱熹的阅读教育,是为了实现“明人伦”、“穷天理”的目的,以培养巩固封建统治所需的各种人才。朱熹提倡整体阅读与反复玩味的辩证观照等阅读方法,并将阅读看成直接影响个体的智、愚、贤、不肖,以及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因素。朱熹认为,阅读者只有兼备立志、勤苦、专注、虚心、勇猛五种品质,才有可能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朱熹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博学的文化巨匠 ,不但建构起宏大的理学大厦 ,而且一辈子关注时局和民生 ,有一整套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在“尊君”与限制君权、立法与用人、“德礼”与“刑政”以及理财、恤民、重农、治兵等方面都有精辟而切合实际的见解 ,而且始终做到言行一致 ,在政治实践中努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一些政治理论和主张 ,对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论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选诗（先唐诗）、唐诗和宋诗。其论诗范围已涵盖到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朱熹特别重视选诗,认为选诗是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最早对陶渊明诗的平淡风格作出了准确的评价。对于唐诗,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肯定李、杜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的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朱熹的批评含有针砭当时诗坛风气的现实意义,对后代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