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背景高管能助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吗？

我国上市公司在并购时常面临融资难和风险高的问题,本文研究金融背景高管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并购困难、实现高质量并购。研究发现,金融背景高管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同时金融背景高管的并购绩效更好,在并购质量方面,金融背景高管显著增加了企业异地并购、使并购融资方式更加多元、并购规模更大并且缩短了并购交易时间。文章的研究结论支持了社会资本理论而非代理理论,说明金融背景高管是通过发挥自身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并购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类型金融背景高管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其对并购质量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研究对于企业并购决策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金融资源与企业并购——从地区不平衡到企业再平衡的解释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金融资源在地区层面的不平衡,这也会影响不同地区企业的并购决策。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国内股权并购交易事件为研究样本,可对企业并购行为与地区金融资源不平衡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内金融资源越丰富,国有企业越偏好于选择异地并购,但非国有企业则越倾向于减少异地并购。在并购完成后,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会显著降低,而非国有企业的负债水平与融资能力却出现了显著提高,意味着两类企业通过并购缩小了在负债融资上的差距,并且异地并购有助于企业实现金融资产的跨地区优化配置。由此可见,企业的并购行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资源不平衡现象对企业自身的消极影响,进而在企业层面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再平衡。     

金融并购浪潮中的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并购呈现出规模化、跨行业的特点,金融并购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使其面临着新的金融风险:一是金融机构越大,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就越大;二金融机构越大,"太大而不倒"的安全网措施激励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三是跨行业并购可能会增加银行的风险.随着金融并购的发展,以限制竞争和安全网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已不能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方法将向以审慎性监管、信息披露和预警机制为基础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方向转变.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金融创新深化中的银行并购及我们的对策

９０年代,国际银行并购热潮骤起,银行并购与金融创新互动,促进了金融创新的深化。金融创新与银行并购的融合,给经济、金融带来了双重影响,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付     

董事会治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决策

基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与企业并购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显著正相关,即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是并购的重要动因之一。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并不能弱化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弱化管理者过度自信所驱动的并购。     

中西方并购动因研究述评

西方和国内理论界对企业并购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仅就并购动因而言,西方学界主要有传统并购动因理论、新古典并购浪潮动因理论和行为金融并购浪潮动因理论,而中国学界则主要有中国特殊企业并购动因观点和中国特殊并购浪潮动因观点。中西方理论在并购终极目标、壳资源重要性、投资者成熟度三个方面存在差异性,而在追求企业或管理者利益最大化、投资者非理性两个方面存在共性。但这些理论缺乏统一性,不乏相互矛盾之处,而且中国的理论假说还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撑,因此理论界应更密切关注并购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并购动因理论。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并购的法律规制及启示

以“中策现象”为始点,国际上大型跨国公司、金融财团开始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系统化投资,并呈现如下特点：从新建企业转向并购企业,从并购一般企业转向并购国有骨干企业,从分散并购转向集中并购。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严重滞后,对外资并购的调整存在着诸多漏洞与矛盾,导致在外资并购过程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部分行业形成了外资垄断的局面。这种状况如不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严重影响和冲击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再度受到剥削和控制,对外国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法律规制,力图将外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     

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上市公司并购绩效比较研究

企业并购作为资本集中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得到了广泛使用。通过采用会计指标法作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发现东南沿海地区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优于民族地区上市公司。通过分析原因,给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快金融服务业及各种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并购的行政干预;提升民族地区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审慎选择并购策略;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工作。     

企业并购：市场机制下的动因与效应

企业并购是企业战略实施和利益实现方法的一种 ,取决于企业的文化特质、资本结构以及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与制度环境。通过产权交易实现的企业并购既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 ,也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交易市场 ,更是一套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本文对现有企业并购理论进行了梳理 ,尝试从规模经济与管理协同效应、交易成本理论、金融经济学理论以及信息与信号理论、管理主义假说等方面进行综述 ,并结合一些实证研究的结论对部分理论做出评价     

论企业并购融资与市场化融资体制的建立

我国的企业并购融资市场存在着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规模过小、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并购融资行为非市场化等突出问题。资产证券化为建立市场化融资体制提供了可能。建立市场化融资体制应从完善股权结构、发展债券融资、创建并购基金、丰富金融商品等方面入手。     

非正规金融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欧拉投资模型中纳入了非正规金融因素,探讨了非正规金融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动态影响;在这一扩展框架中,利用中国上市民营企业2001～2006年的数据检验了非正规金融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研究发现,由于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与体制内的制度歧视,我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对内部现金流存在较高敏感性,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这与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难现状相吻合,而非正规金融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约束.此外,民营企业将其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部分地转移到非正规金融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本文的结论丰富了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定性研究,同时在定量研究上实现了创新性补充.     

全球金融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改革的探索

20世纪末,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了.从国际市场来看,为适应国际化的竞争,商业银行的机构整合与策略调略主要在金融创新、发展跨国银行、普及应用网络和信息技术、发展混业经营和国际银行业的联合并购几方面体现出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应当在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形势、看准自身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际银行界成功商业银行的经验,从实现产权股份化、加快高新技术的普及应用、实现业务全能化、规模化、国际化和加快金融创新诸方面着手实施,并踊跃的投身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化竞争.     

经营风险、产权性质与中国企业储蓄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证据

近年来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已成全球趋势,但中国企业储蓄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大型微观数据库,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企业经营风险的角度实证研究了其对企业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经营风险对企业储蓄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产权角度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水平。考虑企业规模差异后,本文发现,中小企业对经营风险的变动更敏感,在经营风险增大时,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显著提高储蓄率。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企业的储蓄率问题。     

产业结构安全视角下的央企并购影响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产业结构安全逐渐被我国决策层所重视。而中央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近年来的强势并购扩张行为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基于产业结构安全视角,通过运用产业结构安全的定义与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央企业的并购行为对我国产业结构安全的影响。并通过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包括设立产业集中指数预警体系,预防形成产业垄断;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规范央企并购行为;鼓励技术导向型、金融导向型并购。希望能为相关部门调整我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新一轮并购潮与我国的战略

经济理论对企业并购做出了多种解释 ,一些原因使新一轮并购具有新的特点。新一轮并购给我国带来了机遇 ,分析我国企业并购与西方企业并购的不同及其原因 ,根据我国企业并购的特点 ,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并购的战略选择     

金融压制·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我国金融改革道路的选择

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一切有利于市场化的改革都可以称之为金融深化,一切不利于市场化的改革,我们称之为金融压制。我国金融业的金融深化表现在微观金融主体运行的市场化、宏观调控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组织结构的市场化。金融压制表现在微观金融主体、宏观调控方式、金融企业并购、金融对外开放、规避金融风险的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金融压制的原因包括知难而退的改革思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对体制外企业的不信任、对竞争基础的误解以及公共选择的不对称等。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均衡构成了我国金融约束的改革路径,金融深化依然是我们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     

广东农业企业经营风险的成因与对策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广东农业企业经营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防范广东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建议,以期达到降低广东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与推进广东农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论转型期中国金融业的反垄断管制实践

金融业的反垄断管制是针对金融市场的市场失灵由管制当局实行的管制措施。在我国转型期特殊的市场环境下,金融业的反垄断管制不仅要承担起一般意义上的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而且要承担起保护功能。这一点在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与退出、金融企业并购等方面都应该有所体现。     

世贸组织竞争政策与跨国并购管制法律问题探析

随着以贸易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的经济正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跨国并购也风起云涌。传统的以新建企业为主的国际直接投资模式已逐渐被跨国并购所取代。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急需用法律加以管制。加入世贸组织后 ,直面跨国并购的潮流 ,中国在立法上应有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