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在论与当代文化问题

间性问题日益引起当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关注,如在胡塞尔、巴赫金、哈贝马斯、T.S.艾略特、威廉斯、赫尔曼斯、朱利安等人那里所表现的,有的学者甚而创造出一个"间性学(interology)"新词,但是对于构成间性的主体的界定则基本上仍然沿用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理性机能架构,未能将认识性的主体同时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以至于将人类的交往、对话仅仅看成是话语性的,而且由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话语只是纯符号性的,与人的物质存在无关。而间在论则借鉴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将再现看作人的存在的延伸,因而话语之间的交往和对话被赋予存在的维度,"间性"被修正和增补为"间在"。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间在论一方面坚持文化的对话性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更属意于文化背后的物质性冲动,认为正是由于文化所代表的物质性利益才使得文化呈现出永远的动态性和开放性。     

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话语困境及其话语治疗

话语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话语主体间实现有效交流的首要载体,其最显性的功能就在于话语主体对彼此之间表达意义的共同理解。但是,这种理解的有效实现并不完全依赖于话语内容的准确性和主体知识结构的丰隘,而更决定于话语间性的张力度:张力太大,则抑制话语功能的有效实现;张力太小,则主体之间就会失去交流的意义。话语间性在话语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符号差异性;二是主体间性;三是语境间性。虽然,话语间性在话语实践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语言学问题,但是它的逻辑根源却只能在哲学认识论那里寻求到存在的合法性。话语间性的存在使得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更显得丰富多彩,但其衍生的符号异化、文本冲突和话语霸权等问题却使得主体间表达意义的理解受到阻碍。因此,如何把握话语间性的两重性,突破话语间性的两难选择,就成为主体间达于共同理解的关键所在。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     

语言哲学视阈内主体间性之建构

西方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前主体性、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的.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凸显.主体间性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识问题.话语是人根据自身目的对语言系统进行选择的结果,是主体间性的重要表征方式.话语既是人自身目的的外显,又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手段.目的、话语与主体间性三者之间密切联系,主体间交际目的的协商是主体间性建构的主要动因.     

语言间性:分析哲学的视角

分析哲学对于语言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语义、语用的分析,可以发现,语言交际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三种难以突破的间性:一是符号的异质性;二是主体势差;三是情境的适时性。从表面上看,这三种语言间性在交际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符号学问题,但是,如果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去分析,它存在的合法性依然脱离不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不可否认,语言间性的存在使得话语主体的话语实践更显得的丰富多彩,但其衍生的符号变异、语义错位、日常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和话语相关性减弱等问题却使得主体间表达意义的理解受阻。因此,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寻求话语空间的扩张,建构一个一元的语言沟通渠道,是话语主体之间实现有效沟通的基本路径。     

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

比较文学面临着一次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型,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进入"间性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既有贡献又有局限,曾经推动比较文学向跨文化研究开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指出了东方主义的文化陷阱,却没有提供超越东方主义的文化前景。公正客观地认识西方现代性文化,倡导一种全球意识的、跨文化的文化间性伦理,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是汉语学术界目前面对西方现代性主流思潮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合理反应。     

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的文化阐释

不同的民族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体现出文本意义表述的不同方式.本文从语用学的顺应论入手阐述了跨文化传播中文本意义在语言结构、心理世界和语境关系顺应层面的个性化文化编码选择,通过现象学的主体间性哲学观论述了文化差异对文本意义理解影响的认知策略以及文化融合的跨文化传播原则.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间性视角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主体间性理论对人文学科研究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对当下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研究指导思想、研究范式做批评分析,并指出基于对话、交往理性的跨文化研究应该关注主体间互动的地带——文化间性。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阐释的边界——新阐释学视野下格林布莱特“文本阐释”论与利科“文本占有”论的间性弥合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以"商讨谈判"权力话语的自我塑造和"厚度描述"社会能量的流通范式为旨归,呈现出一种向"新阐释学"视域敞开的价值评判维度。格林布莱特将阐释学"‘视域本体’融合"的方法论观念向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整体性开放,从而将主体间性、理解间性和文本间性等多重"视域间性"逻辑并联、内在统筹起来,归根结底还是要将方法论维度的历史性进一步"历史化和意识形态化"到具体文本(作品)的文化阐释与意义理解上。     

文本·话语·主体:文学传统与交互世界

将事物之间的“交互世界”作为“实存”来加以认定是一个重要的求知方法。“文本间交互性”、“话语间交互性”、“主体间交互性”等具有意义生成性 ,一定文学文本、文学话语、文学主体的意义 ,终究要到其与文学传统的交互关系中去求致和确认     

经济场中流通的媒介话语理论初探

媒介话语生产与传播实践活动存在于场域结构中,受到场域间作用。作为元场域之一的经济场对媒介话语的意义生产发生深刻的影响,市场利益成为意义生产的主要驱动之一。作为一种以意义生产为核心的精神产品,媒介话语产品承担着意义建设和社会价值树立的责任与使命。媒介话语场的意义生产如何平衡市场利益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它的解决依赖于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     

邯郸成语典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传播成为地方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途.邯郸成语典故承担着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功能,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遵循求同存异的对话原则.一方面,要通过多种传播策略与媒介,在符号编码、文化认知及文化心理结构层面最大限度地达成信息对等与文化共享,展示邯郸成语典故的文化魅力;另一方面,应照顾到文化差异,在历史习俗、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层面深层沟通,促进双方的交流与碰撞,在对话中实现地方文化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通过多种途径与媒介的跨文化传播,可以使邯郸成语典故成为地方文化对外交流的有效途径.     

巴赫金诗学的主体间性之思

巴赫金诗学话语中渗透着主体间性之思:其狂欢诗学破除了教会官方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存在,恢复了官方———民间的主体间性存在;其对话诗学通过话语交流构建人物之间主体间性的复调世界;而其美学的外位性就是要宏扬审美活动中人的主体地位,构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世界。     

网络文学话语与青年大学生价值观的间性研究

网络文学凭借媒体技术的平权特质,实现话语实践权力的主体最大化。网络文学话语实践因其主体通胀,带来话语文学经典性贬值。青年大学生是网络文学话语实践的主力,数字乌托邦为其自由意志的时代伸张提供场域,也为其价值观念的正向形成埋下积弊。网络文学话语实践良莠不齐,需要在技术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三个层面开辟创新路径,实现网络文学话语对青年大学生价值观养成的主流引渡。     

间性与审美：沉浸式艺术生产的间性问题探绎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融合,沉浸式艺术的生产利用任何可塑造沉浸感的新旧媒介,实现“泛媒介融合”。其跨媒介叙事方式有助于构建去中心化生产模式,并将过去“传播—接受”的线性路径转变为“人即媒介,媒介即人”的不分彼此的状态。“沉浸场域”开放的意义空间促使观者以具身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藉由身体赋予作品生命力,形成技、身、心的合一。沉浸式艺术以观者的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这一本己性体验不仅契合了沉浸式艺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质,而且能够帮助观者建构自身精神世界的力量。沉浸式艺术使得媒介与人、身体与作品、文本与观者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间性”问题出发探讨沉浸式艺术生产,可以走出当代艺术发展中流行的“唯技术论”与“唯艺术论”的困境,重新审视未来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嬗变。     

试论约翰·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

媒介文本理论是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核心元素之一。菲斯克一方面借鉴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将媒介文本视为一个意义开放的空间;另一方面借用了艾柯的"开放式/封闭式"文本观和罗兰.巴特的"作者式/读者式"文本理论,进一步将媒介文本界定为一种"大众的生产者式文本"。菲斯克强调媒介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互文性以及媒介受众在媒介文本解读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对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和"生产者文本"备加推崇,视其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和电视媒介文本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     

流动的意义: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移动传播的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表意方式、意义生产与价值流转的符号规律,呈现了独特的媒介逻辑自洽、话语重组方式以及日常融入的符号学机制。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多模态特征,繁复的符号能够在纵横双轴中实现逻辑自洽。传统文化在用户赋权、关系联结的移动媒体中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其中,伴随性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其出现意义弥散、话语狂欢、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因"移动"而产生流动的场景与文化沉浸。可以说,从符号表征到符号繁殖、场景沉浸,移动传播时代的传统文化继承迎来新的符号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