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其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史尤其对自由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之中。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认为：消极自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人的自由也就越大;而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体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人自身应当拥有自主性就是积极自由的主要含义。积极...     

消极自由与社会自由之辩——以赛亚·伯林与黑格尔的自由概念之比较

以赛亚·伯林和黑格尔是不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他们对作为政治哲学核心概念之一的"自由"都有着自己重要的阐释。以赛亚·伯林对自由做了著名的两种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种区分和阐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被普遍接受;黑格尔则认为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并从形而上的角度区分和阐释了三种自由: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和社会自由。两者在出发点和阐释方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分歧。     

伯林的自由概念与人性

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批判性反思在道德和政治哲学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激发了热烈的争议和讨论。很多批评者认为,他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消极自由的同时也诋毁和拒斥了所谓的积极自由。然而,不论是伯林对积极自由的理解,还是他对待这种自由的态度,实际上都比很多批评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解读积极自由的观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所遭到的滥用的同时,伯林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积极自由同样是人的一种深层渴望。因此,可以通过考察人性的双重本质来探究自由与人性的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澄清伯林的自由学说及其与自由主义的本质联系,最终会发现伯林对消极自由的捍卫不仅是可靠的,而且也为他所设想和倡导的那种自由主义提供了理性辩护。     

论以赛亚·伯林的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内在张力

以赛亚·伯林从批判传统的价值一元论出发,系统地阐述他的价值多元主义思想,并将其自由理论建立于这一理论基础上。但伯林未能从根本上整合两者的关系,从而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和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内在张力。正视、澄清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我们准确地领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及其思想。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价值选择与自由的面向——论以赛亚·伯林建基于价值多元主义的自由之重构

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和社会哲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期望我们关注价值内在的多元性,但是价值多元主义并不能够赋予自由主义以"优先性";伯林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石在于并不存在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坚信价值多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自由的另一面向即"消极自由"成为必需.消极自由不仅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同样也是自由社会的基石.伯林由此把自由的问题转换为权利问题,意旨在于确保选择领域的方式是建立和保障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基础上.自由的消极面向强调自由不仅是"自主"而且更是"宽容"和"权利"的代名词.由此,通过价值多元主义拓展的宽容和权利的美德,确立了让自由的面向支持价值选择的自由重构之路径.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的分析与批评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积极自由"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共同语境下的自由——密尔和伯林自由观探微

密尔与伯林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建构各自的自由主义体系中,都表现出了对自由主义普遍主义的怀疑和反对,其思想都有意无意的契合了自由主义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思想。两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自由的诠释却共享着共同的语境。     

伯林自由观与乌托邦——伯林自由思想中的“乌托邦”情结

以赛亚·伯林明确提出了两种自由——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认为积极自由可能会走向专制,伯林反对积极自由背后的人们对于理性主义的乌托邦追求,倡导消极自由,但是伯林并没有找到实现他的消极自由的现实途径,所以最终也只能是另一种乌托邦设想。伯林的消极自由是简单粗糙的,他的消极自由是注定失守的。     

辨证的张力：两种自由分与合的理路阐释-兼论墨菲的政治哲学自由观

从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对古代人自由和现代人自由的区分,再到伯林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著名二分法,人们似乎在此基础上能够辨析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然而,随着当代强势的社群主义者把尖锐的矛头指向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并以某种过于夸张的形式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截然对立误解为当代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论战的实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包括哈贝马斯、尚塔尔.墨菲的警觉,随之以一种超越、调和、折衷的自由观理论予以回应。对这两种自由分与合的演进理路的考察和阐释,我们会发现深藏其中的辨证张力的伟大。     

对多元主义能否证成消极自由的分析

以赛亚·伯林倡导从多元主义中证成消极自由，但是多元主义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明确。通过对多元主义真假两种情况的假设，我们否定了多元主义能证成消极自由的可能性。     

霍布斯与近代自由观

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使西方政治思想主题完成了从中世纪神学政治观到近代法学政治观的转变,为近代自由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霍布斯的自由观导致了其政治理论中自由前提和专制结论的矛盾。霍布斯对个人自由性质采取的工具主义态度是解读这一矛盾的关键所在。洛克和卢梭对霍布斯思想遗产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自由观,开创了自由主义的不同传统。     

重读卢梭:纪念卢梭诞辰三百周年

[主持人语]今年是卢梭诞辰三百周年,对于学界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重读卢梭。卢梭是启蒙运动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有"法国大革命之父"的美誉。在全球化的今天,启蒙运动的思想观念似乎早已经全面落实。然而,尽管启蒙思想逐渐普世化,但学界对卢梭思想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卢梭生前和逝后一直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卢梭具有极为高超的写作技艺,这使得认识卢梭的面目较为困难。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致力于重读卢梭,通过辨识     

如何挽救"他者事业"--福柯和伯林非理性哲学批判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米歇尔·福柯和以赛亚·伯林处理癫狂、非理性、理性、消极自由、权力、强制等相似难题中表现的各自特点,说明当代思想家在反省自近代启蒙以来人类"他者事业"面临的艰难困境,进而讨论罗蒂、德里达、罗尔斯、德沃金等人在解答福柯-伯林难题时提供的不同解决方案,探讨在挽救"非理性"事业中采取与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性事业"相协调的温和而宽容的策略的可能性.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卢梭及其人民主权学说

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有其社会经济根源,也有其思想根源。从思想根源看,整个革命都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先进思想影响和指导下进行的。在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让·雅克·卢梭是一位杰出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卢梭的学说曾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旗帜,是雅各宾派革命民主专     

卢梭政治自由观新探

"公意"是求解卢梭政治自由学说的根本所在.以公意为基础,卢梭不但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社会契约理论,实现了从自然自由到政治自由的转变,为政治自由提供了合法依据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公意指导下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卢梭的积极自由观,与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消极自由观相比无疑具有合理性,但其思想的理想色彩和含混性也为后人的各种不同解释提供了广阔空间.     

论消极自由理论的发展--从本杰明·贡斯当到以赛亚·伯林

本杰明.贡斯当关于“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划分,是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划分的直接理论渊源,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初步的阐释。     

卢梭政治哲学及其现代诠释

批判与建构是卢梭政治哲学的两个方面.卢梭不仅批判了文明的当前政治表达式,而且批判了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文明社会的构成原则和基本理念,并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构想.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话语的演变,关于卢梭政治哲学及其与启蒙运动之关系论争激烈.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地认识卢梭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奠基”还是“重建”?——康德与启蒙运动的关系

康德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主将,对于法国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自由、平等等社会政治理念持积极的拥护态度并为之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另一方面,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这些理念的哲学论证并不感到满意,甚至持批判的态度。这种双重的态度决定了康德在启蒙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是一种所谓的"奠基",而是一种"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