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重序共识”的哲理化及现代启示

"序"的建立必须以各要素"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平等为前提,以整体的等级森严与互相牵制而达致的平衡为目的.如何使这一"重序"理念变成全社会的共识,是一个艰深却意义非凡的"课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此作出了卓有成效且深入人心的探索,其哲理化进程.对当今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具有深刻的启示.     

经典在解读与涵咏中“鲜活”——论共识的经典效应及其认识论意义

经典因言简意赅,精辟透彻,妙趣横生,让人爱不释手,从而源远流长,广为传颂。通过解读,能够让人品味、珍爱,给人以启迪,最终被认同,直至恒久流传,此即共识的经典效应。这种通过解读与涵咏,让经典鲜活起来,最终成为人文共识的过程,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意义。     

中国的地位身份分析——兼论中国国家利益诉求范围

只有在充分认识自身实力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国家的实力地位身份才能正确定位。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中国的地位身份可以界定为:快速崛起的具有影响力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但中国的国家利益诉求和辐射范围仍然以亚太区域为主。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论共识的"利益效应"——以先秦法家商、韩思想为例

所谓"共识",即指两端或多方在某些见解上达成的一致认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利益共识"、"教化共识"、"达道共识",分别为先秦法家、先秦儒家、先秦道家所倡导,笔者根据其不同的范围与价值,将其再划分为"初级共识"、 "中级共识"和"高级共识".为实现秦国由弱变强的理想,先秦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提出了系列主张,其中,针对趋利避害的人性所提出的"以刑去刑"的重法思想和"利出一孔"的理论,为秦始皇成功统一中国,创造出双赢、多赢的"利益效应".     

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中文“法”字的字义并非一成不变 ,尤其近代以来中文“法”字的内涵不断丰富 ,以致将古代社会中许多“礼”的内容纳入其中。如果用现代已经变化并且仍在不断变化的“法”的概念、含义僵化地去对照、解释中国传统法 ,必然会产生诸多的误解。实际上 ,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礼缺乏必要的探讨 ,我们就无从知晓中国传统法的精神 ,无法解释中国传统法的所以然。传统法中的“法” ,多指制度层面 ,这一点在秦汉后更为突出。而礼 ,尤其是礼义则是传统法的价值追求与精神之所在     

巧用趣喻献良策妙言君道源人性——论趣喻的 "共识效应"及认识论价值

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去讲解抽象、深奥的道理,即是所谓趣喻.在中国传统社会,大儒、鸿儒用"趣喻"去宣传礼法,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道理,并为君王所借鉴,从而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君道·人学"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趣喻融深刻的哲理与生动的比喻于一身,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现统一的典范.趣喻具有形成"共识效应"的认识论价值.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藏文化环境中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以一个家族口述史为例

处在藏文化环境中的回族,拥有复杂的亲属关系。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其家族成员的民族归属上。但这种复杂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家族部分成员对回回民族身份的传承。这一传承是在藏、回两种文化之间作出的艰难抉择,而且困境还在继续。具有如此中间状态民族身份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效地缓和着民族之间出现的不愉快甚至矛盾。对此,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中应当予以关注。     

从新制度主义看中国农民身份的制度变迁——兼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在农民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身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身份制度经历了三次变迁,每一次变迁意味着农民身份有新的内涵。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民身份将向何处去成为一个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     

论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中国英语热潮的思考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为我们消解西方话语中心提供了理论基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英语的普及,尤其是英语热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引发了人们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思考。化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需要有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既不能一味迎合而丧失自我,也不能片面追求本土文化的“纯洁性”而孤立于世界之外。     

遗忘·回忆·认同——从“昆德拉现象”看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变迁

移民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文艺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多年关注遗忘与记忆的文化母题，已成为分析当代移民创作现象的典型代表。昆德拉对移民艺术家的分类，折射出20世纪移民艺术家曲折的文化命运；昆德拉流亡前后小说主题、题材、语言的选择与变化，反映出移民艺术家认同异质文化的心理努力；昆德拉作品内在的含混与矛盾，呈现了移民作家文化归属的复杂性。由《缓慢》、《认》、《无知》构成的“遗忘三部曲”，致力于表达“身份”、“边界”、“认同”等“遗忘”主题，较好地接续了西方文学中的“去国怀乡”情结。流亡生活使流亡艺术家遭遇惨痛的文化变迁命运，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艺术家对遗忘与记忆、认同与回归等人类文学母题的表达。     

公民身份: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论女性主义对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批评

女性主义研究表明,公民身份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概念。公民身份的两大理论传统从公私领域的划分、公民主体的预设、到普遍主义的基本理念都是以男性经验和利益为基础的,忽视了女性的特质和需求。这一高度性别化的理论建构正是女性不能充分实践完整公民身份的理论根源。女性主义要求打破西方政治思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塑公、私领域,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道德基础,打破伦理领域的男权制统治,揭开传统公民身份普遍主义的伪装,真正包容女性的差异和多样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公民身份。     

论中国古代财政思想的文化渊源——兼论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财政思想是时代文化环境的产物,是制定财政政策的基础.财政思想的形成要受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或人生观的影响,这些观念的形成,必定是文化教育和人文熏陶的结果.由于中国古代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述多半散见于各种史书中,本文提出"还原法"研究财政思想史,即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把"财政思想"还原到人的"全部人文思想"中去整体地考察.这一研究过程可以概括为财政思想文化派生论,重点在于考察财政思想的文化渊源.     

“生命抒怀”与“身份想象”——论中国现代传记体小说的叙述修辞

传记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真正意义上的互渗融合始于五四时期。此一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在叙事上较少受制于现实的束缚,更多地倾向于诗意想象与生命抒怀,传主的"情绪性"通常遮蔽了传记的"历史感",凸显了对于现实生存的形而上的诗意化诉求。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传记体小说在文体特征上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社会历史的坐标系上以审美形式诠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身份"书写,它不仅仅是自我发展的生命确证,而且更是价值观、世界观的有效性选择问题,意味着对特定时空里的承诺、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从而确立书写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合乎某种"价值观"的身份想象图景便是30年代传记体小说的主要叙述修辞。     

古代“文章”体系论——兼论中国文学的“泛文学”特色

“文章”即有文体的、独立成篇的作品。古代“文章”体系有总集、论著、目录三种形态。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文”排除“笔”便可建立“纯文学”体系,但这个机会因“文笔之辨”的偃旗息鼓而失去,其时构建的是“文、笔”合一的、以“诗赋”为领头文体,以情灵、文采为追求的“文章”体系,这是一个“泛文学”体系。隋唐以后,“经、子、史”经过“剪截”改造进入“文章”体系,“泛文学”体系进一步扩大,以适应学习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此“泛文学”的“文章”体系,具有审美与实用双重价值,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学”观念的包容性、开放性,其突出“情灵、文采”的特征,展示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水平。     

“有生于无”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本体——兼论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有生于无"是中国古代本体哲学的重要命题,道家、玄学和宋明理学都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论证了这一命题.正是各个流派千差万别、迥然相异的具体解释和界定,使"有生于无"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话语结构和表述方式."有生于无"的出现,与中国古代哲学推崇的宇宙本体及其特征密切相关,是朦胧抽象、大而化之的宇宙本体派生万物的逻辑展开和具体运作."有生于无"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流露出中国古代哲学一贯的价值取向.     

“江湖”: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视窗——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内涵

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在这种互动空间里,形成了历时性的江湖传统。它在组织模式上体现为模拟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和结盟拜会,在价值模式上体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江湖传统表面上看主要存在于下层群体当中,实际上深嵌于常态文化体系之内。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由此,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立体特征能够得到完整呈现。基层的乡土社区层面,呈现为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特征,顶端的庙堂层面同样如此。而介于乡土社区与庙堂之间的混沌江湖,仍旧要援引熟人世界的结构模型,同样讲究差序之别。这种一般社会层面的事实证据表明,差序格局概念确实具有立体社会结构内涵。     

“刑徒”与“徒刑”——兼论秦及汉初刑罚的种类

"刑徒"与"徒刑"含义理解的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两条发展线路——罪奴制与徒刑制。在两条发展线路主导地位的此消彼长中,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过渡阶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合出土秦汉简考察传统被称为"劳役刑"的"城旦舂"等刑罚的性质,无刑期以及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行为能力的限制使"身份刑"的概念更符合该类刑罚的实质。     

“文化”与现代日本自我身份的建构:一种思想史的考察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文化"概念不仅成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工具,也传播到正在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日本,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和政治道路选择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认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