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蚁族”身份认同研究

笔者带领课题组于2010年3月至11月,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七个城市的“蚁族”群体生存现状,研究了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对其影响因素和社会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大部分认同“蚁族”身份,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的特点,而“户口”和“媒体建构”对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蚁族”的身份认同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社会流动信仰体系对于该群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仁”到“义”:先秦儒家礼学精神的演变

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即根据血缘来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进行权力、资源的分配.这一原则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而崩溃.先秦儒家改造了周礼,促进了“礼”的精神的变迁.在先秦儒家之“礼”的精神从“仁”到“义”的演变背后,是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和权力、资源分配的标准从“德”到“利”的变迁.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共名状态下“母亲”的伦理困境——社会学视角

《母亲》是赛珍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七部作品之一,也是赛珍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母亲”的共名身份,是在特定生存环境所编织而就的伦理关系网中确立的;其身份危机与角色冲突导致了一系列伦理困境:“母亲”的生命冲动与生活其间的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诚实与谎言、忠诚与背叛、珍视生命与对生命扼杀两难导致的罪与罚的伦理困境,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歧视观念的矛盾导致的伦理困境等.赛珍珠用“共名”身份塑造的母亲形象,使“母亲”成为中国劳动母亲们的典型形象,因而超越了个体意义而具有了普适性特征.     

《文汇报》“笔会”副刊的“杂文复兴”论争

杂文是1949年后“新的人民的文艺”内部身份暧昧的文体,它的合法性论证以及现实发展牵涉到当时文艺界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发生于1957年《文汇报》“笔会”副刊上的“杂文复兴”的论争,吸引了延安文人、前左翼作家、前自由主义文人等不同群体的卷入,并以对“冷嘲”与“热骂”、“歌颂”与“暴露”的冲突性解释,折射了当代文学内在的差异与矛盾.     

菲华文学中“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惑

菲律宾华文文学中 ,普遍存在着“法律身份”、“文化身份”、“血缘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其原因是人们的居住国的生存境况与母国的亲缘遗传的矛盾、母国文化和居住国文化的矛盾和互比与抉择、母国和居住国多种社会因素的变异。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困惑 ,其发展趋向有两种可能 :淡化、泯灭或保持、加深。“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矛盾和困惑 ,不仅存在于菲华文学中 ,也存在于中国以外的多国华文文学作品中 ,是海外华文文学中长期的表现主题     

汉代“谒”、“刺”的演变

“谒”在西汉民众社交场合中广泛使用,形式主要有拜访之谒、庆贺之谒和问疾之谒.东汉“谒”虽依然使用,但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形式——“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谒”到“刺”除了体现在其形式、内容的变化外,“谒”通过形式和内容所传达的敬爱、关爱的情感因素淡化也是这一演变的重要特征.东汉时期民众社交范围的扩大、社会等级身份逐渐固化等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无名的“他”——凯瑟琳·安·波特短篇小说《他》中的身份焦虑解读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他》描写了一个被父母和家庭抛弃的美国南方孩子.这个孩子始终被称为“他”,而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小说中“他”的无名状态意味着个体被剥夺了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而小说结尾处“他”被送往县救济院则意味着“他”既遭受了老南方的否定,又遭受了新南方的抛弃,“他”陷入到被历史与现实双重抛弃的处境之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南方女作家,波特在《他》中表达了南北战争战败后美国南方人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他》中那个无名的孩子正是波特这一代新南方人对于自我身份焦虑的形象化体现.     

《管家》中的“融合”主题探徽

玛丽莲·罗宾逊是美国最重要的当代作家之一,她1980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管家》是一部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的作品.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融合”是该小说最为核心的主题.物质层面的“融合”展现了自然的宽容与和谐,同时使家的概念得以延伸;精神层面的“融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身份和生存方式.《管家》虽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身份,但作者并没有简单、狭隘地肯定一种女性身份而去否定另一种,“融合”这一主题揭示了作家对女性生存、人与自然相处等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当代电视纪实文本的“秀叙述”

当下,真人秀节目风靡电视荧屏,成为电视纪实叙述的典型样式.围绕“秀叙述”这一概念,透过叙述学视野考察真人秀以及电视纪实文本,能够深入解析电视真人秀“文本身份”的建构与转换、“普遍隐合作者”的确立与变异、“作秀”和“反秀”叙述的关联等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秀叙述”是纪实型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达成了纪实体裁的“叙述规约”.原创力不足导致某些特定类型的“秀叙述”拥有面目雷同的“隐合作者”,从而共同建构出了“普遍隐合作者”.“作秀”与“反秀”在“秀叙述”中同时存在,带给受众混杂性的认知体验.为了建构文本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信任链”,伪饰的“反秀”叙述应该避免.     

向“网”发展：学者UP主的身份调适与集体形象

知识数字化传播使网络科普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学者向“网”发展在获得影响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学者身份边界的反思。本研究以B站学者UP主为研究对象,运用NVivo12对多轮访谈的资料进行三级编码,以身份建构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分析学者向“网”发展的身份调适与集体形象。学者UP主具有复合身份,新的身份边界正在出现。从“纯粹学者”到“学者UP主”的身份调适呈现“回退”“求变”“调和”“融合”的个体差异,在不确定性背后隐含着集体形象的群体性建构。学者向“网”发展既形成了突破体制框架、适应数字传播的集体观念,又秉持珍视学术自由、遵守专业规则的价值规范。拥有复合身份的学者UP主策略性地处理学术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区隔,向“网”发展而始终“感觉自己是学者”,亲近网络文化而又“反市场化”,保留着学术身份的底色。     

“海派唯美主义”——唯美主义的感官化与庸俗化

唯美主义作为审美现代性的初始话语形态,与生俱来地存在着颓废与享乐、否定与肯定、高雅与通俗并存的内在悖论.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滞后性与特殊性以及“老上海”租界身份的微妙性等深层次社会历史文化因素,致使唯美主义在“老上海”的“理论旅行”中发生了享乐大于颓废、遁逸多于批判等消极性理论变异,某种程度上,“海派唯美主义”是一朵不合时宜的艳丽的“恶之花”.     

“的士”司机的名片

出租车的司机最希望能有回头客,这时公关广告可以帮你的忙。你可以自行设计一种名片,其正面写上一句公关语言。 如:“用车别忘了call我!”“愿你的记忆里有个我。”     

“反观看”的意义与有意义的“反观看”

“反观看”指文化生产中的一种自觉的女性主义实践,反抗的是性别控制结构以及作为父权制替代品的消费主义对个体的占有性注视.表现为被看者在自己的客体、对象化身份中注入主体性,创作者赋予作为被看对象的主人公以主动权.相对于强调“反观看”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意义,探寻对于本土当下有实际意义的“反观看”更为重要.     

“十七年”文学中“小资”的身体改造

“小资”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小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作为文学艺术创作的主体和客体都需要进行改造.“小资”的改造不仅是思想意识的改造,同时也是身体的改造.对小资“身体”的改造反而使得必须被压制的身体欲望通过某些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和释放.作家的“小资”身份除了在直接的“小资”身体改造题材中得到表达外,在一些其它题材如战争题材小说中也同样有表达.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作家们仍然会通过可能的方式来表达和探讨自我精神世界中的一些困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革命理性与未被改造的“小资”情结之间的搏斗,看到这之中所产生的一种双向流露——既有革命对“小资”的身体改造,又有“小资”的身体对革命潜隐的“反改造”.     

大学生“村官”组织公民行为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大学生“村官”已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群体,这一群体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大学生“村官”是否能够真正投身农村建设从而激发出积极的工作行为.现有相关研究中,大多学者关注制度政策对工作行为绩效的影响,忽视了个体心理认知层面.关于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必须深入到此群体本身的心理过程,本研究从认同构建过程角度出发,分析并构建了身份认同与自我效能感对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激发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认同感会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从而更有助于产生组织公民行为.     

“意识流文学”论争对“新时期”批评话语转型的贡献

中国“新时期”初出现的“意识流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使得采用在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学思路,以政治话语去为其进行合法性辩护遇到很大困难.因此,为“意识流小说”出场进行的辩护最终转换成了作家、批评家、理论家共同参与的学术建构活动.尽管最初参与论争的人政治诉求与学术诉求常常相互纠结,学术话语的使用同时也是为政治立场辩护的策略性选择,但随着论争的展开,后来的学者更多地被学术话题本身吸引.这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用学术话语置换政治话语的一次重要尝试,对当代文学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回归与学术身份的确立都有重要贡献.     

“作为 NP,(S)VP”构式分析

“作为NP,（S）V P”构式表达的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某种预期;构式中的“NP”与“VP”之间存在着相对固定的联系;该构式具有主观性、能产性等特点.     

“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二十世纪的美国黑人小说反映了作家们的“双重意识”以及他们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思考。他们对身份的探讨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融入”思想,希望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二是强调其“黑人性”,激发种族自豪感、增强种族凝聚力,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庭抗争;三是建构其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强调其黑人性。这些倾向也是广大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时的心理写照。文化身份具有客观、本质的特性的同时又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双重意识问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也会随之出现差异或者由差异走向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