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以“民族形式”写作“人民文学”的先河——论《小二黑结婚》的母题学价值与叙事学意义

母题学和叙事学带来的穿越思维有助于破除赵树理作品的“两极阅读现象”,有助于确立赵树理小说经典在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小二黑结婚》不仅隐含着赵树理对乡土中国的寓言省思,也为“人民文学”提供了新农民、新农村、新社会的想象母题;它不仅是赵树理“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实践,而且以“新评书体小说”的文体试验、“文腔革命”的语体创新、“细节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等为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故事的海外传播——以“白蛇”故事的域外改写改编为中心

“白蛇”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传说之一，自19世纪末起被多次改写和改编成不同语言和形式的艺术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当考察“白蛇”故事在海外的跨文化改写改编与传播实践时，应当追问并思考谁在改、为何改、怎么改、如何评价等问题，从而总结出“白蛇”故事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下发生变异的原因和规律。中国“白蛇”故事经过改写者的再创作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其内容和形态虽发生巨大变化，但作品却饱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故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创伤”记忆与族群身份的寓言化想象——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经历及"创伤"体验成为基本主题,"创伤"书写渐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母题。因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书写面临着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医治这些创伤、如何在多元文化混杂中重建身份认同、又如何避免在创伤记忆中被文化民族主义所裹挟等问题。     

关于“戏曲”定名问题的新发现

张庚在大百科全书和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都认为,“戏曲”定名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戏曲一词更能体现中国戏剧文学的高度综合性特征”,这是“从近代王国维开始”的,从此戏曲这一名词获得了新的概念,并逐渐被普遍接受。从现代和当代学者的一些权威性著作,例如卢前的     

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的“元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研究与现代阐释问题,也就是通常表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已是一个存在了多年的问题。人们普遍意识到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遗产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中国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理论观念,所受西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的继承。由     

“海外新移民文学”探源

来自海外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熏染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精神源头的一个重要起点.在历史时空的宏观坐标的意义上来讲,海外文学、新移民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催生力量和资源.当下形成的新移民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有两个重要的书写向度: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海外角度的“中国书写”.当代中国文学应当在海外海内互补促进中发展,走向深厚与开阔的境界.     

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

通观华裔美国小说的主题内容,“唐人街”、“母与女”、“父与子”等典型母题得到了反复的、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这些母题蕴含了华裔美国人特殊的离散、迁徙的族裔经验,是中国和美国文化传统合力作用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而特殊的文化人类学内涵,是我们给华裔美国文学定性的重要依据。本论文在华裔美国历史、文化和族裔心理的观照下,利用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与文化批评理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理论工具,通过对以上三个典型母题的剖析,对华裔美国文学特有的族裔经验的书写,混合的文学传统和文化想像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展示。一、…     

“寻根文学”的现代视野与启蒙悖论

作为知青作家的一次群体出场,寻根文学将他们的个人记忆放大成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到了文坛前沿,成为一个站在传统与现代临界点上的思考着的群体。寻根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初始动机可以概括为:在殖民、后殖民话语下,重新审视长久以来在西方话语霸权左右下被边缘化的事物,重新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在寻根文本中,我们既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重铸传统”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了启蒙思想的批判精神与文化寻根的乌托邦想象之间的相互悖论。     

从冯至《河上》看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河上》的主题并非歌颂婚姻自主和美满爱情,而具有更深刻的文化意蕴。《河上》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语境下改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母题。lyra和箜篌这一对极具文化意味的意象,隐喻着五四知识分子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选择的困境。冯至试图以德国浪漫主义的回归传统来消解死亡—乡愁,重建民族自信与希望。这种以文化世界主义来达成民族主义诉求的做法,并不足以摆脱文化选择的困境。《河上》便是这种困境的文学写照。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遗忘·回忆·认同——从“昆德拉现象”看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变迁

移民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文艺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多年关注遗忘与记忆的文化母题，已成为分析当代移民创作现象的典型代表。昆德拉对移民艺术家的分类，折射出20世纪移民艺术家曲折的文化命运；昆德拉流亡前后小说主题、题材、语言的选择与变化，反映出移民艺术家认同异质文化的心理努力；昆德拉作品内在的含混与矛盾，呈现了移民作家文化归属的复杂性。由《缓慢》、《认》、《无知》构成的“遗忘三部曲”，致力于表达“身份”、“边界”、“认同”等“遗忘”主题，较好地接续了西方文学中的“去国怀乡”情结。流亡生活使流亡艺术家遭遇惨痛的文化变迁命运，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艺术家对遗忘与记忆、认同与回归等人类文学母题的表达。     

接受与过滤: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使中国文学从价值观到文学母题再到表现技巧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文学的本体地位得到确认,漂泊意象、兽性意象、死亡意象大量出现,非规则性和非逻辑性语言技巧被广泛采用。同时,这种接受又受到了传统文化审美心理、时代的文化审美需求、浪漫主义精神三种文化过滤机制的制约。正是这种制约,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独特的风貌。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传统文化因素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消解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促成了新的文化文学思想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另一方面,也使新的文化、文学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烙印,亦即实现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代性”：功利主义文学观消解了新文学对纯文学的超越性;个性解放的追求最终从关心个体的“立人”转向关心“群体”的觉悟和整个社会的“立国”。这样一来,“个人本位”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社会本位”;民主诉求同样遭遇了本质变异的命运,最终被民粹主义所淹没。鲜明的“中国因素”,使中国现代文学循着自身的逻辑由极具“现代意味”的启蒙文学逐步呈现出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等多种形态。     

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的“毁坏”意识

在20世纪西方战争文学中,大多没有了传统的英雄叙事品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争结束的和平生活中,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到处显露的是生命与灵魂的被毁坏,“毁坏”意识已然代替了英雄主义题旨.现代作家站在战争之上审视战争本身,在毁灭性经验中反恩人类理性和文明的本质,质问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20世纪的西方战争文学实质上成为地道的“反战文学”.这是20世纪有关人类争端的新认识,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鲜明的纪念.可以说,“反战文学”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是西方文学史上沉重的伤痕之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西方传统文化信念和现代人的裂解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