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

文化自觉不仅在于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更在于依据现代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国文化所追求是文化的多元共存,简洁地讲就是"和"。近些年,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召唤"第二次启蒙",他们所倡导的尊重他者、尊重差别的思想,有助于通过会通世界各国文明的成果来解决人类所共同遇到的问题。中西方普遍的文化自觉,有望使人类社会出现一个全球多极均衡、多元文化共存的新的文明。     

《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现代文学研究的灵魂是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文内涵与现代中国的文艺复兴

现代的历史灵魂应是其与文化传统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构成的宏伟的文化精神,它包括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发展与回归这样一个双向逆行的历史、逻辑结构.现代文学研究应以此为学术、文化依据莅临新的时代起点来钩沉百年以来的审美、文化活动中的人文要素,拓展出纵向打通古今、横向打通中西而贯通文、史、哲的现代中国文艺复兴的史学结构及相应的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应该是能够打通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一个理论归结.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和而不同":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分殊与经验会通

中国社会工作在转型中呈现出民政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草根社会工作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从本质上讲,权力本位、行政逻辑主导的民政社会工作是计划经济时期权威主义传统的延续,权利本位、专业逻辑主导的专业社会工作是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的散播,关系本位、实用逻辑主导的草根社会工作是转型社会儒家家族文化传统的回潮.正是社会工作三重实践形式之间的彼此分离、三类社会理解的相互对立和三种价值理念的深度碰撞,造成当下特有的"社会工作现象".摆在中国社会工作面前的最大任务,在于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打通中国经验与国际通则之间、本土文化与西方话语之间、传统惯习与现代潮流之间的沟通屏障,在对话和整合之中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经验的融会贯通.     

会通的核心与"现代的苦恼"中的新会通--会通效应通论之一

会通或融会贯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界所趋同的一种基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以来知识形成和学问品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通的核心在通.专精是治学的根底,博通是治学的精神.专中寓博,博中寓精,专博相兼.寓与兼就是中国学术的会通思想.在文化挑战中出现"现代的烦恼",其源盖出于形势的要求和自身的无奈、思潮的激荡和专业的沉潛之间矛盾.对此,文化运动派采取以博驭专的策略;学院派走上通专成博的道路.     

追问"乐教":论经典对"乐"的关注

"乐教"的初始渊源在于中国古人对人"心"的关注,其理论建树在于建构起一个贯通全部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的"情性主体",并奠定了中国古代乐论和诗论朝向内心发掘的基本走向.它非常重视乐的功用,并主张乐具有三大功能:治心成人、教化庶众、实现治道.     

论杜甫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影响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但继承了儒、道、佛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又有所发展.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对杜甫的思想起过影响,但他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不仅仅实践了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自己的实践、行为丰富、充实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使儒家思想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杜甫对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贡献.他将佛家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与儒家的仁者之心打通,而且把佛、道的清净心与对淳朴自然、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贯通了起来.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语能成践译鞮待三读——怀想贯通中西印文化的孤绝学者徐梵澄

作为贯通中西印文化的孤绝学者,徐梵澄先生的价值难以估量.他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守大成者,同时又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类精神高行之路的开拓者.从他为世人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中不但可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宏大的开放视野和无穷潜力,更重要的是他自身的存在带给后学者深远的思考.他"一语成践"的治学风范留给后辈弥足珍贵的人格启迪,他的一生一如他的学问,且更胜于他的学问,这种价值之巨更甚于单纯的学术成就.     

萧公权:会通中西古今的学术典范--兼论会通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萧公权的学术领域其实并不仅限于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和政治学范围,而且包括更为广博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萧公权的学术成就来自于他融贯中西的知识基础、严格的学术训练、平等的文化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萧公权可以称之为会通中西学术的一个典范,他所走过的学术之路以及他所关注的学术问题、运用的研究方法、坚守的学术信念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徐复观论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它所阐发的儒道美学思想的会通.徐氏以"心的文化"为前提、背景和哲学基础,对儒、道艺术精神展开诠释.分析、提炼徐氏关于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的观点,有利于总结儒、道两家在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方面的相通相和.     

钱钟书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质

钱钟书作为比较文学大家而备受推崇,然而他自己却认为其方法不是通常意义的比较文学,而是"打通而拈出新意".许多论著取"打通"之"通"而径直将钱钟书学术归结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由于忽视钱钟书自我剖白中的"拈出新意"而失于简单偏颇.考察"打通而拈出新意"的实质以及钱钟书运用"打通"方法的情形,可以发现钱钟书学术带给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至少有二:为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赋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崭新内涵.     

文化营销--现代企业品牌创建的法宝

文化营销能够有效传达企业的核心文化价值,它通过一个以"产品"为核心的文化营销系统来综合反映企业形象与产品形象,把"光杆产品"变成 "光环产品",是现代企业之品牌创建的法宝.     

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论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作为一个用世之心綦切的英迈之士,梁启超总是处于社会思想斗争的前沿,其学术追求常常为他的政治热情所弥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厕身于白云苍狗变幻无穷的近代中国,横亘在其胸中的"从政"与"为学"的冲突已涣然冰释.或许是由于"从政"与"为学"这对矛盾纠缠既久而心生倦怠,或许是频年广学甄微,渐离觉迷识囿之苦,梁氏终于憧悟到学者的确应有更超然的目的存在.于是,梁氏晚年将目光转向了学术研究,退居书斋,这既是为平息"从政"与"治学"这对盘绕胸中的矛盾所作出的主动选择,又分明构成他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生存样态.尽管梁氏晚年对自己"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而颇多悔愧之词,但对一个大学者来说,丰富的从政经历与人生阅历,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它会增加其沉潜学问的深度,使他的学术历练、文化相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他后来力主"学术独立",反对世俗功利浸染于学术之中,则足微晚年的梁氏已然大大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因政治活动而得名,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这种"亦政亦学",正是梁氏所厕身的那个特殊时代凡名气大者势位必高的现实反映,它使梁氏的知名度在近现代之交的中国,始终居高不下.     

创新与典范--论宋明学术之所以"造极"

中国学术发展到宋明而达高峰,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学术创新,创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学术精神和特性.理学学术的转生担当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学术整合方法的落实,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智慧.宋学义理解释学的开创,取代了汉学,使中国解释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学术典范的确立,标志着学术由特殊走向普遍,而形成社会的学术思潮.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的准则下,本体与工夫、哲学形上学与百姓日用之学、内圣与外王的价值"直通",而毋需价值"曲成".学术的规范性,是古代从事学术活动的一种公共道德;宋明学术的人文理性的关怀,凸显了对于价值理想和终极关切的理性解释和把握.     

日用即道——王阳明思想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生活中的贯通

传统中国哲学的主流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但并不缺乏终极性的思想意义,其"道"与"事"、"形而上"与"形而下"在实际生活中、在人生体验中交融贯通.王阳明思想对于儒学的意义首先在于,他真正以其"实际生活"实现了宋明儒学的打通思想与生活的内在要求.     

"训诂治史"的会通之学——杨联陞与"清华学派"

"清华学派"是基于共同文化背景及共同工作学习环境而产生共同治学情趣的一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清华学子杨联陞沐浴在这种博通与专精相结合的学术环境下,转益多师,亲炙陈寅恪、雷海宗、陶希圣、赵元任等先生的教导与督励之惠,吸收了当时史学风潮中最好的质素,走出了一条"训诂治史"的会通之路,致力于提升汉学研究水平,成为打入国际汉学界之第一人.     

论钱钟书的学术个性

钱钟书为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文化巨人和学术大师。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是其毕生所坚持的学术品格;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为其兴趣所在和努力方向;以语言为工具、材料为基础是其一贯的治学态度;超越种族差异而走上中西融通之路是其基本的文化观念;打通意识和史有诗心是其基本的学术观念;循环阐释是其主要的阐释原则和方法。     

试论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

梁漱溟是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是现代新儒家开山人物.在"五四"之后的西化背景下,独树一帜地开民族比较研究之先河,以"意欲"这一范畴为理论的契入点而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类文化顺次发展的三条路向.他的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架构中加以平等地讨论,在新旧思想交锋的年代也引起过很大反响,重新阐释与发扬了新儒学,重新鉴定了传统文化的蕴涵与价值.     

"本根未死,终必复振"——论陈寅恪的"中国文化本位论"

陈寅恪治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是他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了解、基于对文化发展历程的把握、基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也包括了他的文化自信与学术坚持,这既是一种学术观念,又是他作为史学家的可贵的个人品质,成为他治史的潜在的又是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也使得陈寅恪成为当时学术界连接东西方并贯通近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