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名与天武天皇

对于“日本”国名的使用始自何时这一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推古朝之说、孝德朝之说、齐明朝之说、天智朝说、7世纪后半期之说和8世纪初之说等6种。推古朝之说的依据是《隋唐》中“日出处国”和《日本书纪》中“东天皇”的记载。该说法是最古老的一种说法,不过,如果因为“日出处”及“东”与“日本”意义等同,就断言那时就有了“日本”这一标记,实际上是论述上的跳跃,并不能成为“日本”这一国名始自推古朝的论据。孝德朝之说获得的赞同最多。本居宣长极力推崇这一说法。本居宣长以大化元年7月1 0日致高丽大使的诏书中有“明神御…     

《隋书·倭国传》小考

在《隋书·倭国传》所载叙述7世纪初倭国情况的记事中，有倭国使者说明倭王王权及倭王执务情况的生动描述。针对其中有关“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的记载，学界通说认为使者说明的内容是倭王的兄长为“天”，倭王的弟弟为“日”，倭王在夜间执务，日出前和“日”交换；这种执务方式是基于倭国未开化思想而出现的。但此记事可以理解为：倭王即“天”、弟为“日”这一说法是学习中国天文知识和阴阳思想的倭人自己构思出来的。     

关于“新亚洲学”

日本进口贸易的 30 %、出口贸易的 5 0 %在亚洲 ,但由于日本“重欧轻亚”的传统 ,其亚洲研究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 ,随着亚洲国家 (地区 )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向偏重欧美研究的日本开始高度重视亚洲的研究 ,出现了“新亚洲学”或“现代亚洲学”的说法。所谓新亚洲学或现代亚洲学 ,实际上是有别于过去日本“亚洲研究”的一种说法。日本过去的亚洲研究 ,着重研究亚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等 ,而且是在“欧美文化先进”、“日本文化先进”的理念下开展研究的。“新亚洲学”是以东亚为中心 ,在经济、国…     

“国”字号商标混战

在“国”字号道路上奔跑的,绝非茅台一家。近年来,五粮液出了“国五液”,沪州老窖推出“国窖1573”,汾酒打造“国藏汾酒”,西凤酒跟上“国典凤香”,水井坊也在努力申请“国水井”、“国水坊”……整个白酒行业都对“国”字号有浓重情结。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     

“放小”不是“放弃”

党的十五大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坚持了这个思路。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学术界是基本一致的。至于“改组”问题，人们对此确有不同理解。按十五大的精神，“改组”“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即我们说的“抓大”、“放小”。 当前有一种说法，“放小”就是“放弃”，对这种理解笔者不敢苟同，就此谈三点看法。 一是“抓大”、“放小”指的是国有企业范围内的改革。“放小”的目的是为了激活国…     

有关奚族族源的两个问题

本文拟就奚族族源及奚族与契丹族“异种同类”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似求教于同志们。 关于奚族族源 奚族又称库莫奚。史书记载奚族族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源于东胡或鲜卑宇文部,一说源于匈奴。 主张源于东胡鲜卑宇文部说者,如《魏书·库莫奚传》:“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字文     

“一国两区论”与“两岸一国论”:评价、比较与融合

对于台湾方面提出的“一国两区论”,各方应作辩证的分析和解读,其既有值得肯定的正面价值,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两岸一国论”,台湾方面应充分领悟其中的善意,为共同破解两岸面对的政治难题创造条件.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一国两区”与“两岸一国”既有重叠之处,亦有差异之处; 为尽早在两岸之间搭建共识平台,探索出两岸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表式”定位,可在“一国两区”和“两岸一国”的基础上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和方法,将“一国两区”与“两岸一国”融合成“两岸两区一国”或“一国两岸两区”.     

华岳先生书画艺术解读

中国山水画的核心理念与最高境地无非就是“澄怀观道”,这“道”,用庄子的说法是无处不在的,而用理学与禅家的说法叫做:“月印万川”.尽管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但这“门”与那“门”还是不同的.山水之门在哪里?当然就在山水之间.     

释hua

金文的“■”字,目前尚不能确识。 《说文》:“■,击踝也。”这解释乍一看颇为荒诞不经,因此为诸家所不取。我看《说文》的说法不可轻易抛弃。 第一、“■”与踝有关。 《麦尊》有这样一句话:“侯易者■臣二百家剂。”“易”是“锡”字,即 “赐”。“侯”指井侯。“侯赐”,就是井侯受赐于王的意思。“剂”:券书。 《周礼·天官·小宰》:“听买卖以质剂。”注:“质剂,谓两书一礼,同而别之,长日质,短曰剂,今之券书也。”“者”字,郭沫若认为是“赭”字,“■”是“踝跣之臣”①。“者”是“赭”,这一说法甚确;“■”释成“踝跣之臣”,这一说法…     

论“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

法律是阶级社会及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执行专政的职能。“一国两法”,即“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说得具体一些,即1997年和1999年以后,在香港和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基本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一国两法”排除不排除人民民主专政?“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在“一国两法”体制下人们要不要有专政意识、要什么样的专政意识?这些问题,将提到包括各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困扰人们的思想,理论界必须加以超前探讨,及时给予回答。     

七十年代东、西德文学的一些倾向(下)

七十年代,在联邦共和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所谓“转向”(Tendenzwende)的说法。莱希—拉尼茨基把这种说法从文学角度概括为:六十年代是文学界“吹起行动号角,擂响进军鼓声”的时代,七十年代的文学则表现为“撤退”和“逃遁”。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他的这种说法,但是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转向”,却是明显的事实。有人称七十年代文学为“新感伤文学”,有人称之为“新主观性”或“新主观主义”文学,这些也未必是普遍接受的概念。不管怎     

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

长期以来,在我国法学界有一种把法制概念区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说法。另外有些文章虽然没有这样区分,却实际承认存在着“通常讲的”和“严格理解的”,或者叫做“一般的’’和“现代意义上的”两种法制。持这种说法的同志认为:“从广义上说,法制是指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法律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上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狭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指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     

影响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因素及中俄关系的未来

2008年2月25~29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俄罗斯“统一基金会”在莫斯科共同举办了主题为“俄罗斯与中国发展前景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未来”的研讨会。会议分为5个讨论单元:“中俄两国的发展模式”、“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中俄两国的政治发展”、“中俄两国对外政策和中     

犯罪特征新探

犯罪的特征是什么?这是刑法学界在理论上应该进一步探讨和明确的问题。目前,关于犯罪特征的说法大致有三种:1.“二特征论”。认为犯罪有两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①。2.“三特征论”。认为犯罪有三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罚惩罚性②。3.“四特征论”。认为犯罪有四个特征,就是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主观罪过和应受刑罚惩罚性③。这些说法之中,比较流行和影响较大的是“三特征论”。“三特征论”认为,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某种行为所以由刑法规定为犯罪,是因为它是危害…     

关于金朝营救日本太宰府民的考释

《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兴定元年”、“十二月”条载:“即墨移风砦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飘至中国。有司复验无他,诏给以粮,俾还其国。”“兴定”是金宣宗完颜珣的年号。“兴定元年”,即公元一二一七年。此时,在日本的历史上则为“镰仓时代”。“即墨”,在金朝隶于山东东路济南府莱州之下,为县治,其范围包括今山东省即墨县至崂山县一带。“移风砦”,初为金朝莱州莱阳县辖下的镇,在今崂山湾沿岸。“大舶”为从“日本国”来的商船。据载,我国早在西周时就和日本等国有了海上交通。宋朝时中日民间海运贸易更趋兴盛。在“十三世纪每年有四十到五十只日本船只开往中国中部的浙江方面”。因此,在公元一二一七年十二月,正值季风盛吹时节,有日本海船“因籴遇风,飘至中国”,是翔实可     

略论邓拓的史料观

略论邓拓的史料观李乔邓拓是个通才，是个博学家。史学研究是他博学的一个方面。学人圈子里曾有一种半开玩笑的说法，称邓拓是“半个史学家”。对这“半个”二字，我一向耿耿于怀，觉得是一种对邓拓的史学研究估计不足的说法。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说：“千古多文人而少良...     

“拖油瓶”是旧时对改嫁妇女的一种歧视

旧社会妇女改嫁．前夫所生的子女被带到后夫家去的．俗称“拖油瓶”。对于这样一个奇怪的称呼，许多人百思不解。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拖有病”而不是“拖油瓶”。     

渤海国族源考——以中国、日本、朝鲜史料为据

七世纪末，大祚荣“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①，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渤海国。后经略二百余年，遂以“海东盛国”之名，称誉东亚。近年，有关渤海国之研究，颇热于日本、韩国、朝鲜及俄罗斯诸国。然论及渤海国族源问题却多有异议。择其要者，大致有...     

“二十四番花信风”考

“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最初并非出于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而是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两书都被简称《岁时记》,后者又早已失传,因而后世遂将本属徐锴《岁时广记》的花信风说法误属《荆楚岁时记》。徐锴《岁时广记》只称“花信风”,本指三月鲜花盛开时的风候,其义重在风信,而非花信。稍后出现的“二十四番花信风”,最初所指也主要是清明时节的风信。北宋中期以来遂有初春至初夏,以梅花为首、楝花为尾共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但具体是哪些名目宋人已莫得其详,或者本就是一种模糊说法。纵观宋元明清的文献材料,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中真正可以确认的也只梅花、杏花、海棠、楝花等少数几种。明初王逵提出了完整的二十四番花信风的名目及其象数学依据,影响甚大,后世所说一出于此。但该说将花信风的起始时间上推至小寒,不仅与宋人有关花信风起于立春的说法不合,而且所说小寒、大寒两气的几种花信与实际花期误差明显。针对这一缺陷,清人王廷鼎提出了一套三春六气,每气四种花信的新说法,但未能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