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与清商乐

一、汉代的鼓吹曲与相和歌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说:“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燕乐)。”这里所说的雅乐是指战国以前的古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诗经》。清乐,也称为清商乐,是指汉魏六朝的乐府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即当时的乐府诗。燕乐是指隋唐时代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融合边疆地区音乐并吸收中亚等地的音乐而成的新音乐,流传下来的歌词,初期多半是五、七言绝句诗,随后改变为长短句体,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即唐宋词。这里所说的音乐是指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来自民间的音乐主流,而不包括历代朝廷专用于郊庙祭仪的徒具形式的所谓“雅乐”。     

清前期日本对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初探

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中日贸易过程中,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清商滞留长崎从事贸易,为安排和管理他们在长崎港内的生活,日本官方制订出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同时根据中日双方贸易形势和本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其进行适时的调整,从起初的差宿制度到后来的宿町制度再到最后的唐馆制度。这些制度对管理入港清商的生活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整个清前期中日贸易的维持和延续也是一个重要保障,体现了日方对当时的本国情况和中日贸易态势的理性思考。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曲词发生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在现代词学研究中,词起源于民间说一直是主流的观点,但这一观点需要反思和检讨。从词的界定来说,词体的发生,就音乐原因来看是盛唐之后经过法曲变革主要源于六朝清乐的新曲子;就其文学建构因素来看,则是通过糅合乐府诗的杂言以成长短句、借鉴熔铸近体诗律而定型化的。考察魏晋六朝以来的本土清乐发展历程和近体诗的形成历程,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而魏晋以至盛唐之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宫廷贵族为文化中心而存在的。在盛唐开天时期的玄宗宫廷中,音乐制度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大曲歌舞演出到清雅的小型乐队轻音乐演出的转型、由隋代初唐盛行的喧闹胡乐到以清乐吴声法曲的转型、由传统的以乐舞为主要音乐表现到以声乐为主要音乐表现的转型。音乐消费创造了对歌词的需要,所以这一时期以七言绝句为代表的声诗大量涌现,曲词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创造便成为百代词曲之祖。词既不是起源于民间也不是燕乐的产物,词起源的民间论和燕乐说存在诸多矛盾,词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当中,是宫廷音乐消费对歌诗需要的产物。词的产生和形成,就发生时间来说,是盛唐的天宝初年;就发生的地点来说,是盛唐宫廷而非民间。回顾百年来曲词发生史的研究,对民间、平民之类概念的推崇...     

《华山畿》小识

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卷四十六《清商曲辞》中,收录了《华山畿二十五首》,讲述的是华山女子对南徐士子以死回报真情的故事。编者曾引《古今乐录》为注,曰:“《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     

纳西族东巴教"署"崇拜性质新探

纳西族东巴文化中的"署"崇拜及其相关的祭祀仪式"署古",是东巴教中最为庞杂的内容之一.目前学术界关于"暑"崇拜的性质尚存歧异,文章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署"崇拜的性质作进一步探讨,并试图说明署崇拜与山神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     

杜甫诗中的宴饮音乐

杜甫诗中有很多描写宴饮嬉乐的场面,而杜甫描写宴饮时演奏的音乐,多为悲声哀调,常常用"悲管"、"哀丝"、"箫管哀吟"来形容。对这一情况,历来注家及研究者极少注意,也未能给出恰切的解释。其实,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我国古代以悲为美的音乐思想密切相关,而且,初盛唐时期用作宴饮的音乐,即魏晋六朝流行的清商乐,其音调原本就哀怨激越,多是悲音怨曲。     

六朝的历史地位

六朝偏踞长江以南半壁河山,却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显著的表现是,宋、齐之交的长江下游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从而彻底扭转了"南贫北富"的局面.早期长江以南地区文化的总体发展,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江东地方文化的突出发展,是六朝文明形成的内因;来自中原的华夏文明的影响,则是六朝文明形成的重要外因.六朝文明的发展推动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升华.     

六朝"民田"的产权及交易方式

六朝"民田"系指官方承认的或者说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私人占有的耕地和废田,其所有权、收益权归属"田主"所有,可以世代继承.六朝有以所有权不变为前提,将民田委托他人经营的情况,时人认为所得收益应在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进行一定的分配.由民田抛荒而成的"废田",若经官方组织或明令允许,使用权和收益权可暂时或长期地归属开垦者所有,但所有权未作变更.六朝政府对"废田"实行这种产权政策,有利于鼓励开垦废田,较快恢复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赋税.买卖是六朝民田私有产权让渡的主要形式,从"买地券"可以推知当时土地交易时买卖双方对产权认识的完整观念.官僚、贵族的土地购买活动对六朝土地产权的集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本原略考及其特性辨

<正> 对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认识,关系到如何分析和评价刘勰的文艺哲学及其文论思想体系等重要问题.先前学术界或以为此"道"乃"客观规律或法则",或以为它本于"《易》道".但由于论证尚嫌不足,故有人另寻蹊径,或以为"道"的内涵为"以佛统儒,佛儒合一",或以为其乃道家之"道".更有人认为:刘勰"原道"及"徵圣"、"宗经"诸论,不过是刘勰为宣扬其文章学观点而打出的招牌而已!我们采取"不为苟同"、"不为苟异"而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态度,就《文心雕龙·原道》之"道"的所本或历史继承关系及其特性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先秦道家与六朝道教慈爱思想发微

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尚善与慈爱是共同的伦理价值取向,作为文化核心的宗教,尤其凝聚了人类慈爱伦理的精髓,并以此构建此岸或彼岸的大同理想社会.先秦儒家、道家等,都发挥了中国文化中深厚的慈爱思想,迨至道教的诞生,继承了先秦道家"尚善"、"慈爱"的伦理思想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六朝道教大乘思潮的盛行,更丰富了道教的慈爱思想资源.本文试梳理先秦道家慈爱思想之渊薮、发掘六朝道教慈爱思想之归旨,以发明"中华道文化传统"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慈爱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