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军入湟

北宋神宗时采纳江州人王韶建议,自熙宁四年(1071)开始,收复熙河洮岷等地,置熙河路,治临洮。史称“熙河之役”或“熙宁开边”。为宋军入湟打下基础。哲宗时,青唐主阿里骨去世(1096),其子瞎征(溪邦彪篯)性嗜杀,错杀了雄勇多智的苏南党征,其子篯罗结逃到河州,劝说洮西安抚使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王瞻准进军湟中。     

王安石开边湖南“蛮”地述论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同时,曾开辟西北及南方一些民族地区,反变法派对此多有指责。熙宁七年(1074年),司马光抨击王安石的“阙政”有六点,其中之一是“中国末治而侵扰四夷,得多失多”。元佑八年(1093年),范祖禹批评王安石等人“启导先帝(神宗赵顼),用兵开边”。其一是王韶开边熙河,其二是章惇“开边湖南”。“开边湖南”,是指王安石派遣章惇等人对今湖南西南、西北民族地区的经略。这一举动,     

王韶《平戎策》中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及借鉴意义--兼补辑《全宋文》中的王韶文

王韶是北宋神宗朝开拓熙河而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军事家、政治家.其<平戎策>提出了恩信招抚、汉法教化、平等相待、杂居互学、发展经济等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另为<全宋文>补辑王韶文五篇.     

试论河湟区域民俗及宗教文化形态对北宋制夏的影响

河湟区域是宋夏战争中,北宋军事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北宋在对河湟的经略中,重视利用河湟吐蕃及汉传民俗、宗教文化,求得吐蕃民族对汉宋文化的认同,平息和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以期最终达到经制西夏的目标.     

试论唃厮啰政权对北宋王朝建设及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

唃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存在于中国西北的吐蕃诸政权中的一个,活跃于11～12世纪,其作为当时丝绸之路南路的实际控制者和吐蕃民族最有势力的政权,对北宋政权建设和经略河湟的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联宋制夏给北宋以有力的援助,是北宋战马的主要供给者和保障北宋到西域商贸交通线的安全三个方面.     

西夏与青唐吐蕃政权的和亲

当王韶的平戎策被宋廷付诸实施后，西夏为争取吐蕃，孤立北宋，先后两次遣公主下嫁青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宋神宗时期，由于王安石及时对王韶的平戎策作出修正，西夏虽与吐蕃实现了和亲，并没有改变董毡联宋抗夏的政策。直到哲宗以后，先是元祐占党人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对外例行姑息；继而哲宗亲政后和徽宗时期，穷兵黩武，决意照搬王韶的平戎策消灭青唐吐蕃政权，西夏的和亲政策这才作为政治工具真正发挥作用，达到预期目的。关于西夏与青唐吐蕃政权的和亲，学界已有所论及，本文拟结合宋廷经营河湟吐蕃政策的演变作进一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试论北宋后期士大夫变法思潮与王安石变法对经略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

北宋从仁宗后期到神宗即位之初,变法改革是当时士大夫的共同呼声.不少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当时社会文化、政治进行革新的理念,而王安石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其所阐发的变法见解主张,推进了变法的进程.王安石的变法对北宋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是很大的,其本身变法内容中就含有经略河湟、兼制西夏、以攻为守、抚战结合、收复汉唐旧境,以及开拓西北边疆的民族政策的内容.王安石变法对河湟民族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军政、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增进了汉蕃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宋夏横山之争述论

在研究北宋王朝经制西夏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只注意神宗的“熙河开边”,及其继承者对青海东部的青唐(今西宁市)、邈川(今乐都县)、廓州(今兴扎北)、溪哥(今贵德县境)等地的攻取,往往忽视仁宗以来的赵宋统治者不断夺取横山,切断西夏右臂的图谋和军事行动,其实,对这两者的研究不应偏废。因为:第一,神宗时两者曾构成了北宋统治者经制西夏的总战略和总方针;第二,从其战略意义和历史作用看,后者实际上大于前者。本文不打算全面探讨这两个问题,仅就宋夏横山之争谈点看法。不妥之处,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试论北宋经略河湟区域的蕃族“汉法”经济法规

北宋前期处理河湟民族区域蕃族民户犯罪的基本原则是"和断罚纳",即因俗不强制采取统一刑律判决或服刑,而是以钱物代赎。北宋后期随着对河湟区域的开拓经营,河湟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蕃汉之间的交往日渐深入,以往"和断"法律政策逐渐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巩固对河湟民族区域的统治,北宋对其经济法律的政策随之发生了变化,北宋统治者出于维护河湟区域统治目的的需要,其法规从蕃法向"汉法"转变,体现出河湟开边之后的经济发展的趋势。其"汉法"经济法规直接作用到保护蕃族人户的基本经济利益,土地买卖的开放就是河湟"汉法"经济法规走向进步的突出表现。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金代武举与武学教育

金代承袭唐宋,于金熙宗皇统年间开设"武举",并逐渐制度化,形成了固定的考试程序、考试内容、取录名额、授官制度等。金代武举的设立,促进了民间武学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女真及其他各族人民的身体素质,对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强化君权,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是金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都大提举茶马司沿革--宋代茶马职官研究之一

官营茶马贸易职官,作为宋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宋代茶马贸易得以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其更替与变革勾勒出宋代茶马贸易的兴衰或变迁,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始建于宋代,其建置并非一开始经营茶马贸易就有,而是经历了初创时的摸索与完善,本文仅就作为茶马总机构的都大提举茶马司的沿革作一初步探讨。     

钦州西部的地方历史与都峒之民祖先记忆的创制

本文意在分析宋明以降钦州西部溪峒社会的变迁与当地人群祖先记忆创制之间的关系。在宋代,今广西防城港市一带为广南西路钦州西部七峒之地,是一种以地方酋领为核心的社会。进入明代,里甲制度的推行以及宣德年间的弃交趾事件,使七峒中的四峒叛附安南。嘉靖间,知州林希元加强了对钦州西部的经营,他还参与当时的"议征安南",积极主战。于是,四峒一事成为林主张"讨"安南、"取"安南的重要理由。此时,四峒之民也急于归正复业。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汉将后裔"的记忆得到创制。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

《魏书》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 ,但是指认明确 ,论列系统 ,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 ,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本文认为 :拓跋什翼犍死于“君之乱” ,道武帝拓跋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 ,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这些事实都有相当详实的史料根据 ,李凭先生否认这些事实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     

曹玮与北宋西北边防整饬

北宋前期对西北边防的整饬,曹玮独具慧眼,成绩卓著。他从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斗争、宋蕃关系的调整到弓箭手制度的建立和蕃兵兵种的奠基以及边防堡寨的构筑、土地问题的清理整饬等方面入手,对西北边防进行了全方位的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宋代史上一位值得称道的重要人物。     

论穆斯林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影响

穆斯林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对宋代社会风俗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个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的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精神的方面。因为在宋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穆斯林作为一支特殊的社会力量,他们把伊斯兰教“以人为本”的重商意识和道德理念融入到宋代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使宋代的社会风俗出现了许多新的面貌和特点。故此,认真研究和总结穆斯林与宋代社会风俗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进一步确认穆斯林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汉语“民族”一词见于西晋永嘉年间

曾经有学者认为汉语"民族"一词是古汉语的固有词语,而且在《南齐书》中就已出现。本文通过对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的解读,指出"民族"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年间,比《南齐书》中的实例早约200年。     

略论西夏上奏文书

西夏上奏文书从有关史籍可知,数量不少,但是完全保留下来的并不多,这些文书就成为研究西夏与宋、辽、金关系的珍贵史料,也是了解西夏政治制度的有力佐证。本文简单地勾勒了西夏上奏宋、辽、金文书的概况,并对其进行了类别的划分,然后对上奏文书进行了粗略地探讨,以方便学者们的研究。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