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景观法》的立法过程及其实施方法

在近20多年中的日本,不断加强融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制度建设。进入21世纪后,日本通过景观立法和景观行政极大改善了城乡景观。由于景观的内容抽象、缺乏科学评价体系,能象日本一样,通过立法实施景观政策的国家并不多见。纵观日本景观立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除经济因素外,日本近百年的国民景观意识培养、地方分权行政改革带动的综合行政能力提升、以及"修景"传统等文化因素在《景观法》立法和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对于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我国的环境改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封建国家对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及其影响

现代西北民族地区多民族政治体系的构建始于封建国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统治,封建国家时期西北多民族政治体系就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是自两汉至清各代封建国家中央政府对西北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实施政治统治的结果,在政治统治过程中,封建国家也实现了西北民族政治体系的建构,对西北民族政治现代的发展也产生了持久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     

论宋代两浙路的城镇发展形态及其等级体系

两宋时期,两浙路是城镇最为兴盛的区域之一.就州县城市而言,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综合型、经济型、政治型、港口型等多种发展形态;就市镇而言,不仅表现为环城卫星市镇、农村工商业市镇、港口市镇和乡村墟市等不同类型,而且其社会形态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两浙地区较为完整的四级城镇体系.但两浙各地城镇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其等级体系也有地区差异.     

图像文化的哲学基础

"图像"不是简单的视觉形象,它是与人类同在的"存在者",是"语言"的始祖,并同语言一起共同构成了符号系统。从古希腊起就形成了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但它指向的是"思"。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将"思"转向"看",从而完成了视觉哲学的转向。拉康的"镜像理论"揭示了图像文化"看"的本质。福柯的全景敞式理论揭示了图像文化的最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海德格尔的"世界的图像化"是使物从不可见转为可见运作的总体系。德波的"景观理论"涉及到图像文化的本质和特征。这些理论都深刻揭示了人类"看的方式",它们构成了图像文化的哲学基础。     

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意识

本文首先探讨作为人类文化构成的建筑之本质,讨论了意义、象征和场所等概念,认为象征性是传统建筑文化的一大特征。论文从景观风土、城镇聚落、建筑住宅和构件尺度等几个层面上分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意义。     

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景观的研究逐渐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景观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比较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细致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结构等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人与环境的互动、人类学的整体观、本地人的视角,是景观人类学的重心。     

仿生景观:寒地城市建设的误区

城市公共环境中的仿生景观建设存在审美、经济、生态方面的误区,应采取从单一形态的观赏性向复合景观转变,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专业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媒体应主动担负起舆论导向的作用.     

先秦中原文化传播模式探究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创造和历史传承几乎一直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先秦中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向周围地区的快速扩张,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一元主导和多元互补融会、以军事据点和地区中心聚落为点带动聚落群形成的点面结合、因地域的远近及政治势力强弱呈现出的深浅差异、文化同质同化和渗透区共存等四种.先秦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形成均有中原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原文化的传播在周围地区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示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问错综复杂的关系.     

集称文化景观集成效应分析——以羊城八景为例

我国传统城镇、村落、园林、祠寺、风景区等常有将重点景观归纳为"八景"、"十景"、"十八景"的集称文化现象。这种景观命名集称具有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学、传播学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价值,对表现景观艺术的集成效应与观赏效果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探索其发展历程、思维模式、艺术构成、运用特色,对继承我国景观文化优秀传统,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凤岗:客侨名镇文化景观特色的保护与传承

东莞凤岗是宋代客家民系南渡珠三角的栖身地、明清两代大量移民海外的中转站,又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过番"投资热土、大批南下民工的工作居留地,由是形成了一座特色鲜明的"客侨文化名镇".其自然地理景观、风水田园景观、村镇空间景观、建筑艺术景观、民俗人文景观,构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性关联、先进性特质、民族性风格的"客侨亚文化圈".在...     

由《史记》透视西汉的婚俗文化

《史记》记载了西汉时期的婚俗形式:聘娶婚、政治联姻、离婚、再婚、自由婚、重亲婚、媵妾婚等。这些婚俗形式的出现与西汉时的思想观念、经济状况、人口政策、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西汉初年,经济凋敝,人口离散,社会环境相对宽松,贞节观念比较淡薄;为了发展经济,政府"与民休息",鼓励再婚、媵妾婚、重亲婚等。     

东汉“关中学派”说之我见——兼与雷依群先生商榷

雷依群《东汉关中学派述展情况,认为其说论》一文认为,东汉时期关中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影响深远的关中学派。对此提法,笔者看法不同。故从东汉儒学形态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东汉关中儒学的发并不成立。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长安东汉作家及其地域分布略考

东汉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东汉虽然已经建都洛阳,但长安文化仍然对东汉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汉长安作家是东汉地域文学的代表,通过爬梳有关史料,对东汉"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39城、52位作家的创作事迹和地域分布做了考证整理,并进而总结了东汉长安文学四个方面的创作特征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

为了充实都城所在关中地区的经济实力,西汉政府特别重视漕运交通的建设。首先整治利用了前人开辟的渭汧两大自然河流的水路联运道路;其次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于渭水南岸开凿了东西三百余里的漕渠,大为成功。不久又兴修了褒斜道漕渠线路,惜因自然原因无法通漕。在关中内部渭河北岸,也有连接洛渭两水之人工运河的修凿,它沟通了都城长安与邑漕仓的联系,作用巨大。自然河流与人工运河的相互沟通与漕运,使西汉关中的水运交通发展到其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     

西汉儒家生态思想研究

西汉儒家秉承先秦儒家“民本”、“农本”、“节用”、“尚礼”等思想,对生态保护而言,利大于弊。西汉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生态保护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用之有度,取之有时”的思想,在注意到开发资源可能导致生态灾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选择和对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感恩等方面,对前人有所超越。西汉盛行的“灾异说”把生态灾异政治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误导了人们对生态灾异真正原因的探求,影响了生态科学的发展。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试论汉赋中的长安政治性格

西汉的宫殿、园囿、郊猎赋和东汉的京都赋,都以长安作为重要的观照对象。前者描写长安风物,折射西汉政治风貌;后者将长安、洛阳两都对比,批判两汉政治得失。其所蕴含的长安政治性格：一是尚武精神与王霸之道;二是天人合一与帝王中心;三是盛世繁华与奢靡风尚。     

贾谊政治思想的再发现

贾谊的政治思想是与秦汉中央集权新体制紧密相连的。贾谊论秦之过的重点落在秦“不改暴政”上 ,暴政是由“弃礼义”造成的。因而 ,他为汉王朝制定了实施“仁义之政”和重建“礼制”的汉政和汉制。这正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也是贾谊为汉王朝制定的“治安策”。     

范晔对东汉衰亡的记述与思考

范晔在其《后汉书》列传中,对东汉衰亡的历史进行了记述与思考,认识到这一衰亡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其最显著特点就是把女后临朝称制、外戚专横、宦官专权与党锢之祸这几个方面联系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衰亡的原因。而且范晔认识到东汉“重气节”、“贵信义”的社会风气对于维系其统治的长期存在是有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