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新疆佛教

突厥族名，最早见于《周书·突厥传》。关于突厥的先世与“狼生”的传说不无关系。《周书》卷50（突厥传》谓：“突厥者，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见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此故事将突厥起源追溯到始祖母（牝狼）；其十男皆“外托妻孕”而姓，也就是以妻子氏族为姓。这些显然是突厥人对远古时代以母系计算血统世次的渺遥朦胧的回忆。突厥汗国的建立和突厥政权在西域的统治，对西域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西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早期中土佛教解经学的转向

本文通过考察早期中土佛教解经学的转变,认为佛教解经学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而发展的,解释因素的相互牵制导致了不同时期佛教解经的特色,并指出竺道生时期的解经学转向是在从般若学到涅槃学的转向思潮中,应当时佛教会通经典的需要而产生的.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中之"镜像"--以小说中"镜显善恶"题材为中心

汉译佛典影响于隋唐五代小说创作题材,前贤已多有发现.通过对隋唐五代小说和佛经故事中"镜显善恶"这一题材的同构现象的比较分析,进一步说明华梵文化交融促进了隋唐五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人口的消长

隋唐时期,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平均人口密度等,前后不同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同期其他地区比较,或武汉长江南北自身进行比较,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隋唐时期武汉地区官方著籍的户口数量与人口平均密度均以隋大业五年(609年)为最高峰值,其次则为唐代天宝、元和年间,贞观年间最末.这种状况,大致上是与其经济发展同步的.北人南迁是促使武汉地区人口消长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因素.     

隋唐时期的出家人与家庭

隋唐时期佛教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崇佛礼佛成为不同阶层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内容。许多皈依佛门的出家人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参与家庭的佛事活动,为父母亲人写经造像,表达自己的孝顺与亲情,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家庭事务的处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成员的信仰倾向。     

论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

隋唐时期是我国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的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民族杂居融合,为这一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做好了准备.胡族人口的大量迁入,给中原带来胡族文化,并将其渗透于中原社会的方方面面,直接促成了中原"胡化"趋势的产生.而进入中原的大量内迁胡族,很快就为汉族文化所融化;边疆胡族也不断吸取汉族文明,迅速汉化.隋唐时期的"胡化"与汉化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两者是同时和互动进行的.     

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

隋唐时期,尤其唐朝是于阗文化的盛世.这期间的于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突厥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之间呈现一种整合态势.于阗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在东西文化交流中进行着双向回授.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比较频繁,数量规模较大,人口迁徙的引发因素较多,主要有战争、政治、自然灾荒等原因。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地带,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互迁,文化互化,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及婚丧习俗也在潜移默化。人口迁徙过程中,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隋唐时期的崤山南道

崤山南道在隋唐之前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交通通道。隋唐以后其取代崤山北道成为两京之间最重要的交通通道。隋炀帝和唐高宗时期是崤山南道修建的高潮时期。修建后的崤山南道不仅扩宽了道路,种植了树木,沿途还修建了很多行宫和驿站,景色优美,行人繁盛。安史之乱后,皇帝基本不再巡幸洛阳,但仍有很多士人和官员行经于此,直至唐末。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试论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趋同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社会底层百姓重要的精神饮品,是中国传统社会俗雅文化的综合体,是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与佛、道二教互融共存,特别是湖区民间信仰的佛教化,这与佛教名山庐山的宗主地位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与民间佛事活动、观音菩萨的普世价值的影响也不可分割。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间信仰与佛教交相互融,尤其是民间信仰神灵的佛教化,呈现出佛教化色彩。     

生命与信仰:中古时期求子之道的社会文化意蕴

在宗法制度下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子嗣的延续与否无论对家庭、宗族还是国家,都影响重大且深远.尤其是在注重血统阀阅的中古时期,无子或寡续乏后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重要问题.在医疗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佛道二教趁势而入,通过求神拜佛、燃灯诵经、修斋布施等为无子夫妇开启了另一条方便之门.深受宗教影响的求子之道既反映了佛教与道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与渗透,也折射出中古社会在儒家伦理、血缘亲情、成文法律等方面对时人的要求和期待.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

本文分四部分对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路线、过程及原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并对以往研究者的某些观点与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文章的考证，可以看出用唐时期党项部落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迁徙：第一阶段，从今河西走廊、青海湖及黄河上游（即河曲）以西之地迁至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区；第二阶段，从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区迁至今陕、甘、宁三边之地；第三阶段，从今陕甘宁三边之地部分迁至今内蒙、山西交界区。     

隋唐时期奚族与突厥族关系探讨

奚族与突厥族都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公元6世纪,突厥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政权,统治大漠南北,奚族曾役属于突厥政权.隋唐时期,双方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变化过程.隋唐王朝对奚族与突厥族的一系列民族政策是影响奚族与突厥族关系的重要因素.奚族在突厥族与隋唐之间依附不定,以求得自保.探讨奚族与突厥族的关系,对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有所裨益.     

试论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教信仰家庭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北朝家庭的佛教信仰,具有极为鲜明的特点,即以家庭和家庭成员为关注焦点,重视宗教信仰实践,并且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当时的家庭,之所以成为宗教信仰的单位,一方面在于环境的熏染,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家人的有意弘传。     

隋唐时期城市排水系统建构及其当代价值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提供了人类生活安全保障。城市水利系统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建设和管理水平高低直接反映城市发展水平。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变迁的转折时段,亦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黄金时期。时人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于城市排水系统建构上吸纳前朝经验,亦予后世以引导。城市排水系统涵盖沟渠、河流排水,池沼、湖泊蓄水,渗井、渗坑渗水多个方面。体现时人城市排水多种方式综合运用的规划理念。对其城市排水系统进行历史性考察,可为解决当今城市内涝问题提供有益镜鉴。     

佛教河神信仰及其中国化

河神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在东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河神信仰其实质是一种对水文化的崇拜,滥觞于农业社会对于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因此,不论是中国、日本、朝鲜抑或是印度古代社会都有对于河神的崇拜。佛教大量吸收了古代印度的河神信仰体系并赋予河神更多的利益众生的功能,逐步将其佛教化。佛教传入中国后,其河神信仰、龙王信仰、天王信仰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河神——龙王——天王信仰模式。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