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的天时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史上大书特书的事。可我在想，如果台湾有金山银山，荷兰人会这么轻易就撤离吗？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领导人，为什么不把船队炮舰凋集到热兰遮堡，与郑成功决一死战昵？这恐怕得从经济上来分析。     

俞大猷与明朝海防探微

俞大猷作为明朝著名的水师将领，提出了：“御海上，固海岸，守内陆”三个海防层次，并将此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筑了一条完整的、有纵深层次的海防防御体系。同时，俞大猷还注重平战结合，注重后勤补给，注重武器装备。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海防思想。     

林译小说遗民空间的建构与书写

易代之际下的晚清遗民群体经历着中国古代传统遗民所未曾遭受过的时代变革与精神痛苦。面对一个纲常殆尽、道德败坏的民初社会,曾以译介西方经典而闻名于世的林纾也淡化了其翻译工作的动机和态度,并试图将"林译小说"序跋中所体现的忠君情感集结至一个具有心理感知场域下的——兼具遗民意识形态的——以此作为对现实社会不满、批判抑或自我解脱的遗民空间表达。而围绕这个"遗民空间"所开展的一系列谒陵活动,又成为继"林译小说"之后,帝制消亡阶段忠君理念的寄托成因与仪式化动作表征。从这种由文本维度过渡到空间生成的书写行径中,我们不仅可窥看到清末民初复杂而动荡的社会变局,同时也更多感受到在"后林译小说"时代,林纾心灵深处的无奈与迷茫、痛苦与彷徨。     

美国战略东移的经济方略：内涵与应对

近年来,美国战略东移的意图与行动逐渐明显,战略东移并非仅致力于政治与军事领域,经济领域也成为其主要内容。然而学界的研究中,关于美国经济战略东移的研究非常有限。在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整体东移的背景下,有必要考察美国战略东移中的经济方略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南堂诗钞》与施琅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清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最终以和平方式收复了台湾，施琅的壮举为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的经验证明，统一是立国之本。清王朝在实现统一后国力非常强盛，使中国在……     

试析周作人1930年代与1940年代遗民话语的差异性

在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途程中,遗民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不同的思想发展阶段,遗民文化以不同的面目呈现,通过解析周作人1930年代和1940年代遗民话语的差异性可以窥得周作人的思想内核及其后期思想的变迁。     

明朝报纸与新闻真相

明朝人想了解新闻要困难一些，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当局还禁止传播小道消息，他们惟一合法的信息源，只有报纸。不过当时不叫报纸，叫邸报。     

《武林旧事》与南宋遗民的文化记忆建构

宋元易代之际,元朝通过开展系列礼制活动宣示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部分生活在南方的亡宋文人受到元朝政治向心力的感召,相继出仕。周密作为拒不出仕的遗民代表,在都城笔记《武林旧事》中,以文物典章为重心建构对故都临安的文化记忆。以笔记存史,其写作动因源自遗民治史风气和家族治史传统,旨在通过强调南宋文物典章,彰显宋朝的正统归属权,重塑遗民的集体认同感。这种对故都文物典章的建构模式,促成了都城笔记发展为寄寓遗民之思的重要文学样式。从文化记忆的角度重审《武林旧事》,不失为观照故都文学形象塑造方式、抉发都城文学生成机制与发展脉络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祖陶与宗杜——宋元之际遗民诗歌创作的两大范式

宋元之际遗民诗歌呈现出祖陶(陶渊明)与宗杜(杜甫)两种鲜明的基本创作形态。这既是特殊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诗学理念大力弘扬和诗歌实践自觉追步所结出来的硕果。而对其进行的文化解读表明,祖陶与宗杜都基于吟咏情性的创作动机而得以勃发;在创作层次上既有所区别又密切相连;就创作功用而言,二者又互为补充,共同起到了调节、平衡诗人心理的功效。另外从创作实绩上看,它们不仅救治了宋季凋敝的诗风,奠定了元诗的方向,还因其理论的高屋建瓴和创作的成就斐然深深影响着后代遗民诗的创作。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明朝张居正时代应对欧力东渐之得失

张居正时代是明代中欧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面对不断东来的欧洲势力,张居正当局在外贸制度、欧侨管理、沿海防务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调整,初步呈现创新制度、增加税收、增进了解、促进发展之效果,迈出了前近代早期中国融入世界新秩序的可贵一步.但这些应对举措大多集中在经贸层面,生发于漳州、澳门、广州等局部地区,缺乏系统而长远的规划,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终极目的,对中国社会之转型推动作用有限.明朝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明人对欧势力的忽略轻视,乃是导致这一时期应对不足的根本原因.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明词别集叙录

明词别集是明代词学文献的重要一翼,对于了解和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明词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关于明词别集的甄别认定,应该注重“已有”或“曾有”,而不以今之存否或存词数量多寡为判断标准。具体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方法可称之为“五看”,即一看明词别集的编刊流传;二看明代以来私家或官修书目著录;三看有关明词别集的序跋;四看明人诗文别集中其词单独成卷且有词集专名或有专题序跋者;五看明清以来词集丛编、丛刻中小集收录之情况。赵尊岳倾其半生精力辑成《明词汇刊》,于明代词学文献建设厥功至伟,然而,其于明词有见必收,裁词加题,其中有仅存一阕二阕者亦视为专集,这从汇辑明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若一例视为别集则似有未当。根据以上所言“五看”之法,目前所认定的明词别集为七十九家八十余种。     

明清律典中的巫术犯罪

中国古代典籍关于巫术的记载 ,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周礼》 ,而对巫术犯罪的记载则可上溯到秦汉。明清时期 ,继承秦汉以来巫术犯罪立法的经验 ,形成了系统的控制巫术犯罪的法律 ;此时期对巫术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有逐渐加强的趋势     

清代台湾建省后的改革与发展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早在宋代之时台澎就属今天福建省晋江市管辖;元代时在此设立澎湖巡检司;明代时设立了一府、二县;清朝初年设立了一府三县,归福建省管辖,公元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省,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台湾建省后,作为第一任巡抚的刘铭传对台湾从政治、经济、政区、交通、教育、海防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新的适应省制发展的建制与改革,使台湾省面貌焕然一新。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

年谱是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很受重视。而明人年谱因其篇幅大、数量多、真实性强而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尚缺乏对明人年谱的系统性研究和利用。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利用明人年谱查找资料的方法,以及在利用明人年谱时应该注意的几项原则。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

明朝人突破以往主要由官方垄断记述日本国情的传统格局,纷纷私撰记述,其数量之多,所述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反映出明朝民间人士对日本认识、了解的内容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入了中国古代认识、了解日本的一个新时期。之所以如此,这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客观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徽商的文学创作

明清时期徽商的文学创作活动无疑是历史本原的组成部分,具有或高或低的审美价值。＂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以后。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嘉靖、万历时期,徽商的创作势头不减,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成为文坛上的活跃人物。徽商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表现得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三是在地域上分布较广;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同步,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才有了两者的＂契合＂。     

明代纺织品流传日本之研究——以入明僧策彦周良为例

在明代中日关系中，纺织品交流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其中又以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为主。本文主要以两次入明进行朝贡贸易的日本使臣策彦周良为例，以其朝贡日记《初渡集》为基本素材，分析和研究明代中日纺织品交流的特点。总的来说，明代纺织品流播日本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政府赏赐、友人馈赠、使臣自购以及走私贸易等。而赏赐品中以丝丝、文绮、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等为多见，馈赠品以便于携带、轻巧的手巾、帽巾、手套、枕盖等为主，使臣自购物中尤以红线、毡毯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