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适度通货区的理论分析——从单一指标法到综合分析法的演进

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货币一体化可区分为三个层次,即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同盟,以及通货区.通货区就其结构而言,也有初级和高级两种表现形式.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大于代价,或加入通货区的收益小于代价.     

中国东盟货币合作法律机制初探

货币合作对建设中的CAZrA具有重要意义.CAFTA的货币合作应以现行的货币互换机制为基础,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和IMF的做法,立足自由贸易区的实际,放眼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以条约为先行形式,从机构的设置与运行、制度建设和救济途径等方面予以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并应在法律上厘清各层级货币合作的关系,以利于准确定位与监督管理.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回顾与展望——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真正一体化的框架,东亚各国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付出了艰辛和努力,取得相当的成果,尽管有些构想胎死腹中,但仍有不少参考价值。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临区域内各国政治关系和区域外美国因素的影响,社会文化意识差异的存在对合作也造成诸多不利。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建立区域性融资机制和危机救助的协调管理机构,营建和完善亚洲债券市场,以及构建区域汇率稳定机制是东亚货币合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努力的方向。     

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货币合作与国家货币主权的法经济学联系

伴随着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全球化,国家经济主权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尤其表现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合作还是区域性质的一体化,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国家货币主权,但同时也在宏观方面带来了一定程度良好的经济效果.本文试从法律角度和经济学角度分析并权衡这种利弊,厘清当今国际货币合作为国家主权带来的综合性影响.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政治生态分析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缘起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充分显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同时,由于中国区域治理处于发展阶段,决定了它本身尚有不足之处,存在诸多问题.针对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政治生态加以改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现有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格局,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关系法律化和制度化.其次,通过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间关系,减少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过多行政干预,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提供法治环境.再次,进一步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最后,探寻区域公共治理中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科学化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结合.     

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合作组织的视角

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日益频繁,尤其是2001年上合组织的成立,为在中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创造了条件.但相对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活动,国内相关的法律研究显得非常单薄和滞后,对于中亚国家的法律、法制环境以及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争端解决机制等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文章立足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审视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构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法律保障机制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从不同层面提出调整和补充国内法,制定和补充合作协定,创建监管实施机制,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

蒙代尔2000年预言,在未来10年内将出现3大货币区: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 即“稳定性三岛”。欧洲和美洲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成果使区域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在区域货币一体化的大潮中,东亚货币合作也不可避免。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但是,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困难之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路径之一。因此,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     

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

牙买加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性,区域货币合作是东亚国家化解不稳定性、减少不平等性的必由之路。通过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牙买加体系的内生特征给东亚货币合作注入了持久的、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得到维护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塑造的同时,也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变化的方向——关于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首次从国际货币体系包含的内容这一客体和参与的各方主体两个角度,指出当前的牙买加体系的缺陷.在分析了本位制度性质的基础上得出主权国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具有更高的可行性以及坚持人民币作为主权国家货币这一基础上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通过对外要寻求亚洲货币合作、实质性参与中国东盟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建设;对内要发展国内经济、降低对外依存度,满足成为国际货币的两大条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分析

文章采用货币效用函数对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区域货币合作行为进行货币转换决策分析,并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人民币同沿线其他主要货币三个层面分别展开了区域货币合作的博弈策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沿线国家开展货币合作具有决策的必然性,但区域货币合作进展的顺利取决于货币转换中网络外部性和货币转换成本的比较。开展区域货币合作对于沿线国家整体是一个占优策略,区域货币合作或将成为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共同选择;在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博弈格局中,中国主动推动策略是支付矩阵的纳什均衡;在人民币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主要货币的博弈格局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未来人民币若想成为沿线国家的主导货币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力争将“斗鸡博弈”格局转向“智猪博弈”格局。     

走向良性互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关系探讨

共同的价值理念,互补的治理职能,长期的合作历史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奠定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努力:政府要转变观念,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合理定位;加快职能转变,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服务功能;完善法律体系,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法律保障;科学规划,引导非政府组织有序发展;继续深化各项配套改革,为非政府组织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非政府组织建立健全自律和问责机制,规范非政府组织行为.非政府组织要培养志愿精神、利他主义和使命感;主动和谨慎地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促进和维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在与政府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保持独立性,增加代表性;完善内部治理机制,确保非营利性,提高公信力.     

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商会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异地化特征.行政性行业协会身陷困境、艰难转型,各种类型的民间商会蓬勃发展,组织化程度和自治水平日渐提升.商会日益成为促进企业间合作、规范市场秩序和孕育文明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点.本文认为,引导商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市场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组织载体作用,须尽快出台规范商会活动的专门法规,明确商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力度,在充分赋予其自治权的同时,加强商会内部组织规范建设和外部法律监管.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育中的政府职能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增加农民收入的现实的路径选择,而合作经济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提供法律制度环境、引导与政策扶持、加强合作思想的培训与教育,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为了充分体现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组织原则,应在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减少政府对合作经济组织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与控制,以规范政府行为。     

系统论视角的东亚货币合作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对文献的回顾得出的基本结论认为,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缺乏现实可行性。通过利用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构造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学模型,用这一模型分析区域一体化度和区域趋同度两个重要变量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并结合东亚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阻碍东亚货币合作的张力因素。     

论法治视野下府际合作的立法规范

区别于欧盟等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保障的区域府际合作,我国现行立法尚未对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府际关系及府际合作进行规定,府际合作缺乏必要的立法规范,影响合作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制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客观审视府际合作的宪法基础,推进府际合作的立法规范,解决府际合作中规范化、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实际难题,为当下的区域府际合作所必须。     

新世纪的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更深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却面临着一系列阻碍或困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产业关联度日益提高,中国有条件成为东亚地区主要的市场提供者,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与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解决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面临的困境,而且也将使人民币通过制度性的区域货币、汇率合作逐步实现"亚洲化",摆脱目前面临的汇率困境,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现实困境与法律路径探索

从实践角度而言,校企合作路径是职业教育功能实现的重要环节.校企合作看似路径多样化,但限于利益的博弈和发展的瓶颈,难以形成大规模的、以高层次职业技能传授本位为出发点的有效合作.本文以实践为基础,以法律支持为手段,亟待从夯实共赢思维、厘清责任关系、完善保障措施、健全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加强法律的指导和约束,从而探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法律监督和保障,进一步规范校企合作行为,促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     

试论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战略选择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成为国际货币制度的发展趋向。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整体经济规模和巨大的国内市场在亚洲以至世界经济中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东亚货币合作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也需要东亚货币合作。在东亚货币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的进程中,中国不仅应该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这一进程,而且应该成为推动者和领导者。     

北美自由贸易区模式的创新价值探析

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区域一体化组织模式上具有创新价值,它根据区域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的差异性需求,设计了一套兼具软法与硬法特征的组织架构与法律制度.这一模式通过灵活性的制度安排不仅恰当解决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内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乎不一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而且开创了"南北合作"的新路径,对于"南北合作"类型的区域一体化具有较强的模式借鉴价值.     

元宇宙中数字货币的包容性法律规制

元宇宙产业的日新月异给数字货币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使得数字货币作为“准货币”的职能予以凸显,还展现了其在资产确权方面的新职能。数字货币在元宇宙中流通的同时也挑战着国家货币主权,监管的缺位将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传导至现实世界。作为一种新兴货币,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尚不明确,并且各国对其采取的法律规制手段存在差异,这使得传统的监管手段滞后于元宇宙的新发展。现阶段“一刀切”的监管方式无法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应以包容性发展为理念,在现有基础上稳步推进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并加强国际间的监管合作,引导数字货币朝着规范、健康的方向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