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

理论范畴的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就造成了现代散文理论十分贫困.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确立基本范畴,在矛盾转化中衍生新范畴、亚范畴,构成自洽的、有序的散文范畴系统,二是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辅之以三分法,三是摒弃以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作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时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散文发展演变而言,抒情审美的极端造成滥情、矫情,乃有审丑和亚审丑之幽默散文,而亚审丑幽默所遵循的并不是理性逻辑,故其思想深度受到限制,此等矛盾遂导致既非抒情审美亦非亚审丑幽默的审智的产生.因此,将文学性散文归纳为“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既是逻辑的有序划分,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填补世界散文理论空缺的有益尝试.     

从叙述视角的突破看当代苏联文学的发展

5 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代苏联文学发展的基本倾向就是使文学从“图解”、“工具”中解放出来回归为文学本身 ,作家的探索、创新都是从这一基点出发的。从中短篇小说叙述视角的变换 ,我们从中可以看见当代苏联文学发展中的局部突破与整体发展的轨迹。而作家要想写好一部作品首先必须考虑叙述视角的选择和确定 ,也就是如何选择观察现实的立足点     

堕落的轨迹:从审丑的文学到丑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视角

审丑是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特征之一,并显出明晰的脉络。但是,在不同阶段表现丑与恶的方式是不同的。新时期伊始是以丑衬美,依然是审美的文学;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以美衬丑,是为审丑的文学,并逐渐走向了嗜丑;到了新世纪则是以丑为美,是为丑的文学。由审丑的文学到丑的文学无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文学日渐萎靡的趋势。     

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叙述

发生和发展于 192 3～ 194 9年间的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 ,系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半个世纪以来 ,中国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重大文学现象的叙述 ,可谓风波跌宕而又恩怨丛生。对这一重大文学现象的历史叙述加以论析 ,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文学”研究新文本以及选择新的视角与新的叙述方式都是极有启示意义的     

80年代以来"丑学"研究述评

“丑学”作为感性学(aesthetics)的范畴之一,长期被遮蔽在“美学”的阴影之中。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创作界对“丑”之态度的转变,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丑的大量描写,丑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股潮流。从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关于丑的本质,丑与美的关系问题,并围绕“以丑为美”和“化丑为美”进行了讨论;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论界开始关注文学审丑现象,主要针对先锋文艺中的审丑现象进行了分析。对80年代以来关于丑学理论研究进行分析,能为感性学的现代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能够更好的把握文学的动向,更有利于文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末叶文学的审美论与审丑论

西方历史上的审美无利害说启发了中国新时期伊始的文学审美论 ,审美论导致了中国文学能够真正摆脱“文以载道”等工具说。但是由于局限于美善等正值一元论的审美论无法解决当代文学中的感性问题 ,所以在新时期稍后出现了文学审丑论 ,开始弥补了丑和丑感缺位所造成的感性缺陷。然而文学审丑论只是以一种偏执代替另一种偏执 ,要创造新的文学感性学 ,就需要审美论与审丑论的融合     

试析贾平凹审美视角转变的原因

本文以贾平凹自90年代以来在创作上审美视角的转变着手,分析其创作由审美向审丑转变的原因。文章主要从现代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社会转型造成人的生存异化和个人的生存体验等三个方面来探讨了贾平凹审美视角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透视贾平凹审丑的用心所在。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从《青春的舞步》看村上春树的叙事策略

村上春树讲究叙事的策略 ,从他的代表作《青春的舞步》可窥见其一斑 :他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 ,他重视使叙述视角平易化 ,以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 ,更重视叙述视角的“陌生化” ,与读者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调动读者积极参与文本的再创作 ;他对情节结构的安排上突破了传统故事模式 ,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结构 ,虚实相生 ,张弛有致 ,符合青年读者的心理结构。总之村上春树注重将日本传统叙事方法与西方现代的叙事手法相糅合 ,创造出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观念突围、视角延拓及其实践限度——对左翼文学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左翼文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研究观念的突围,过去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解读惯性和“革命模式”研究观念得到了纠偏,文学性和审美价值的阐释框架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成为新的强势理论支点;“广义的左翼文学”理论的提出,为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阈,克服了既往“狭义的左翼文学”视角的诸多囿限及其带来的理论遮蔽;将“底层”与“左翼”建立联系,寻找到了两者之间在精神传统和话语逻辑等层面的贯通和接续。但是,这些新的研究观念和视角,其实践限度亦应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因为在适用的有效性之外,它们还会带来新的理论风险和实践难题。     

“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唯新主义”以其特有的活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值审择标准,而这一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在文学革命中发挥出了奇迹般的思想范式魔力,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实质,这一文学观无非是将文学放在进化论的砝码上锱铢必较.必须看到,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能按照科学进化论的价值加以审择,削足适履式的将其运用于文学领域,必然造成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混乱.回首这一审择,新文学的隐患时断时续.     

自然审丑的知识学考察

“丑”的研究在美学史上往往处在边缘位置，并成为与“美”相对立的负面存在。自然美学深化了对自然丑陋事物的思考，并在以理性信仰为枢轴的知识语境中形成“否定论”和“转化论”两种观点。立足于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知识考察，自然审丑可以划分为“以实用价值为核心”“以理性信仰为核心”“以审美价值为核心”三个知识层面。首先，以实用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表明人类整体尚处在自然环境的压迫之下，并开始凭借理性初步掌控丑陋自然。理性崭露锋芒的背后是人类日益高涨的自信。神话中的赫西俄德、珀尔修斯等体现出人类内在审美活动的自由与丑陋自然的对立。其二，以理性信仰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丑陋自然的观念性根源不再是感性经验，而是超越性与精神性的纯粹理念。自然丑陋、精神自由、审美愉悦等都统一在理性信仰的根基之上，并可以通过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的方式深入阐发。其三，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审丑模式认为，基于自然生态状况能够包容自然中的丑陋事物，也能凸显其内在审美价值。自然审丑不仅可以直接呈现审美形象，也能够以“转化”的形式实现深层次审美意蕴。“人化自然”与“艺术自然”的呈现则给自然审丑的辩证思考提供契机。     

历史小说叙述策略的嬗变——对新历史主义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一种比较研究

随着当代文学审美感知方式的转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叙述策略和理路也相应发生改变,特别是传统历史小说中承载的“以史为鉴”的文学叙述功能与当下新历史主义小说中试图构建个人主体性视角下的历史叙述策略迥异,相差甚远。新历史主义小说从文化的、生命的姿态去观察和表现历史形态,使它表现出与传统历史小说在文学形态、审美意向和情感评价上的差异,并在这个差异上生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诉求。     

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评《宋明理学与文学》

治文学史者,最忌就文学而论文学,这一点早巳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但以往的文字史研究,大多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因而对于文学现象的把握与阐释,难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回旋。近几年来,为了突破这种旧的格局,不断深化文学史的研究,学术界在接受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视角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通过综合研究来开拓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要求。随着观念的突破。     

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内地女性文学差异之辨析

作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藏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当代内地女性文学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但其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背景,也使得二者呈现出了鲜明的审美差异,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这些审美差异主要体现在“私人化写作与非私人化写作”、“物化写作与朴素之风”和“审丑写作与中性写作”等方面.     

近30年来国内美学界审丑理论研究的新突破

新时期以来,我国美学界的审丑理论研究形成了五点突破:一、丑学概念和美学一样,应来自于"感性学";二、丑学不兴与理性主义长期处于霸主地位有关;三、丑学孕育并发展于近代;四、丑学的产生与崇高有关;五、丑是独立的,而非以丑衬美或化丑为美.这些突破为进一步开拓和丰富审丑理论奠定了基础.     

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21世纪以来,“城市病”成为文学重要表现内容,其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现实问题,体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交互性,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性,而且作家对“城市病”的批判常常与乡村乌托邦建构相对应,体现了城乡价值对立的思维。在“城市病”文学书写中,作家通过时空维度建立城与人病症的联系,挖掘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主题表达、写作姿态、介入视角等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将走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一直处于经验主义与批判学派的方法论二元状态之中.如何突破这种思想方法之局限,开启新的学科视野,这是新兴的传播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研究视角审视传播学,会使我们对传播以及文化研究价值有新的认识.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