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构建与政党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

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国家构建与执政党建设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现代国家构建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三个维度展开。而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国家构建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即保持执政党先进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前提,增强执政党合法性是民主—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提升执政党有效性是民生—国家构建的根本保障。因此,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从任务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从全能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的转型。     

从贵族民主政治到中央集权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转变时期,它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统一需要富国强兵,更需要集中内部的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权。通过改革,各国君主实行官僚任免制、俸禄制与郡县制。其实质是抑制与消灭卿大夫的分裂势力,最终完成国家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     

政体理论重述

与古代城邦社会相比,现代国家的结构已经空前复杂化,但是,现代人却用更加简化的政体二分法来认识现代国家。政体理论不但包括谁统治,还有包括代议制、三权分立、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制等如何统治问题上的“政权的安排”;在方法论上,古典政体理论将不同的政体视为一个连续性的光谱,彼此很容易发生转换。但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基于事实的客观的多元论政体理论逐渐最终经历了两次蜕变而面目全非：基于事实的多元政体分类演变为基于观念之争的二元对立政体理论;以政体中的一个面向即以选举制为基础的民主面向代替长期积累起来的棱镜式混合制,理论上的误区最终导致很多转型国家的政治建设困境。政体理论需要正本清源,不但应该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应该沿着政治与市场关系、新型国家-社会关系两个方向拓展,因为它们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的安排”。     

现代政党发展规律探析:以党建科学化为视角

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核心是把握政党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索政党现代化的逻辑,正确处理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执政党自身进行科学定位,塑造政治合法性。一方面,对政党进行类型学的分析,研究阶级党与全民党、群众党与干部党、整合型政党与代表型政党的不同特征及其演变趋势,另一方面,科学界定现代政党应有的功能,明确政党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特别是厘清其利益综合、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参与动员、政治整合等特殊性功能,对于认识现代政党的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具有理论参照作用。在此基础上,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优化执政模式,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的经验及启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稳定执政并有效运转,是该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本文以政治生态、政党政治、执政合法性为视角,分析该党的执政经验给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带来的启示是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执政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有效性的关系;政党现代性与政党阶段性的关系。     

增强执政党调适性: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战略取向

政党变革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直接原因,外部因素是政党变革的催化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整体性和结构性的转型,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迁。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创新,在组织建设中稳步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不断提高党内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有效整合各种合法性资源,在渐进调适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适应性,增强执政党的调适性是中国政党变革和治理转型的核心主题。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国执政党建设就是在挑战中生存,在适应中演进的,这种渐进调适过程3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调适性的基本立足点,最终通过执政党的转型与重构引导和推动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党关系研究

当代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关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成果,创造了世界政党制度发展历史上的崭新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需要政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党关系的和谐,需要强化和谐的政治理念,处理好坚持执政党的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以及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的相互促进。     

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解析

民权与国权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及不同语境中,民权与国权的内涵不同,民权与国权之争论及变奏贯穿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清末民初,围绕政体设计,由民权与国权孰为优先的争论到国权至上、以民权提振国权的国家主义狂飙,再到民国初期民权派与国权派的激烈交锋,展现了民权与国权之间的复杂关系,彰显出后发国家民主转型与国家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对清末民初民权与国权争论的三个重要阶段的思想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阐释,有利于深入理解这些争论的思想实质及近代政治转型面临的特殊困难,也为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历史借鉴和思想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执政地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法律、执政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上.正确理解和把握我们党的领导方式,理顺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解决好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机构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问题.     

政党权威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政党权威是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实现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需要政党权威的保障与促进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政党权威形成的过程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重点探讨了政党权威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措施,并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权威转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试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路径选择

当下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着向现代政治和后现代政治的双重转型的艰巨任务:既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互动。政治领域的这种转型必须跳出政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阈,充分顾及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协同跟进,和以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为原则的整体性推进。如是,方能取得政治发展的生态化的社会效果。     

民主与威权的政党起源：一个替代性理论框架

现有文献主要从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与镇压成本等理论路径来解释民主与威权（或专制）的起源。从后发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政党或政党体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不同政体的形成至关重要，政党竞争形态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同政体类型的形成。基于上述理论和历史背景，本文试图建构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对民主与威权(或专制)的起源提出新的理论解释，从政党之间的博弈过程来解释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政体类型）的不同历史起源。该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政党之间在纲领上的分歧层次以及组织能力上的力量对比，决定了政治斗争的基本规则和形态，并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政体类型）。     

关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几个问题

政党执政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深化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历史与现实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崭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执政党必须提高执政绩效,以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执政党必须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扩大其社会基础;执政党必须善于把握执政方式,处理好党同其它国家机关的关系,处理好同其它党派的关系;执政党必须从严治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探索从严治党规律的历史逻辑与理论创新

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战略考量,尤为重视从严加强党的建设,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路径方案。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从"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思维转换,我们党面临着困扰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关于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三个主要难题,即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与从严治党"、"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与从严治党"、"长期执政治理与从严治党"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这些难题,结合"宏观战略"与"微观规范"两大层面,对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的关系、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制度治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预防惩治腐败等方面提出了较多的新思路新观点,把对规律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和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理论任务

本文从政治哲学角度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政治哲学前提。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不仅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政党合法性论证,而且为1978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改革党意识形态理论。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利益集团类型的的单一性及其对多元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制度宰制,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民权意识勃兴和中国共产党政党伦理之间的互动,理解到新时期加强思想解放就是中国改革要从民生政治走向民权政治的内在轨迹。     

小农与专制集权政府的作用力方向及其影响——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在中国封建社会,小农存在的方式和客观需要必然会产生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体形式,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政府又依赖于小农而存在。两者在社会机体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在《论小农经济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一文中,已作了论述。现在,我们需要进而探讨的是,两者在社会机体内的运动发展,是趋于什么样的方向?形成什么样的力?其运动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产生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     

群众路线是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体现

人民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准则,体现了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与政党、与执政党的政治关系。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具体化。群众路线规定了党的根本宗旨、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到执政党在坚持党的性质、党与社会、党与国家及党与人民群众四个主要层次面临着的挑战和困难,按照党的十八大改革攻坚的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贯彻落实好群众路线,实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     

论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三大困境

清末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历届中央政府(清末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等)都把建设一个主权完整的、具有集权性质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重要目标.但是,它们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三大困境:政府无法整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从而使得其矛头指向自己;政府缺乏权威资源进行有效的中央集权,也无法实现央地关系的有序化和制度化;政府缺乏应对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从而无法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的良性互动,双方的恶性博弈最终导致政府合法性的丧失,使得其失去了领导国家建设的资格.     

封建中央集权制和中国——读中国政治制度史札记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中央集权制是唯一的政体形式。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以封建帝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独裁的官僚政治。这一政体,在历史上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对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也有两重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实践中,越来越阻滞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研究封建中央集权制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严重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封建主义,铲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恶劣影响,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