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国民幸福与中国公共支出政策改革

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功不可没,然而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国民幸福最大化应成为政府关注的根本目标.由于收入的幸福效用边际递减,政府要在深入了解民众需求的基础上提供有助于国民幸福水平提升的公共物品.具体来说,要加大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环保等支出力度,改变自上而下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对有利于居民幸福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加强基于幸福视角的公共支出绩效管理.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政府信任、公民社会与公共治理:一种公共视角

政府信任被视为公民基于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实现基础上对政府的一种理性评价和期待,是建立在公民对政府的合理预期以及政府回应基础上的互动与合作关系,亦包括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政府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系统的核心,它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有着许多内在的关联,因而需要将其置于一种"公共"的框架中进行考察。由于公民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基层,在此基础上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政府信任。在此逻辑和框架下,构建一种合作型"信任--治理"场域成为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与公共治理实现的路径选择,也是政府信任得以维持的重要保障。     

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以包头师范学院为例

目的 教师的幸福意味着学生的幸福.了解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对师资管理等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发放的方法对包头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进行《主观幸福感问卷》调查.结论 结果表明: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中等偏上;职称、教龄等因素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大学生幸福感偏离原因探析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的幸福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其自身人生目标和生活意义的确定,并且会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当代大学生幸福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在对大学生幸福水平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认为社会因素、家庭影响、学校教育、个人心理是影响大学生偏离幸福感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偏低的具体教育对策。     

城中村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及对策分析--以广州长湴村为例

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我国城中村普遍存在着纯公共物品少且不均、准公共物品利益外溢、混合型物品市场机制不灵,以及资金投入不足等主要问题。为此,应细分城中村准公共物品和混合型公共物品的类型和供给方式,既需要政府、村改制公司、市场和个人多元联合供给,也需要有效平衡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并将城中村外来流动人口纳入需求范畴;建立健全“公导民办”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将城中村改造与基层公民社会建设同步推进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优化城中村公共物品供给和推进城中村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培养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幸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在心理学界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研究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改善与增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文章旨在通过大学生主观幸福的归因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探讨,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参考。     

政府治理:以幸福为名——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政府治理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而法治水平则降低了公众幸福感;幸福层级和分群样本下政府治理及其子项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各异;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间接传导效果明显优于直接作用效果。这意味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管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级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公众幸福感。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承诺和信任是公民国家中民主宪政和法治的基础,而承诺和信任应以自由为本,没有公共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自由承诺和信任关系,便没有公民国家的合法性;长久的、具有稳定性的信任机制往往体现为社会不同层次的制度,而强调信任的制度性和重视个人在信任中的作用是一致的,现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个人信任或不信任的特征应当与整体社会政治的大制度以及多种具体社会中层领域制度的现状联系起来考虑。     

媒体信任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之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调查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政治参与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从古典民主到张康之教授所言的"合作治理"的演变.而在信息化时代,媒体日益成为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虚拟社区,它在传播政治知识和激发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管理等方面具有其他中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借助媒体的政治参与机制中,公民对媒体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程度和效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南京市的实证调查,在实证层面上对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影响和制约公民对媒体信任的各种因素及其深层原因.本研究表明,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可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其政治参与是否积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为了积极引导公民对公共事务有序的政治参与,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公民对媒体的信任度并充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逐步促进"合作治理"的形成.     

现代政治知识成长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实证层面的解析

"信任"社会资本不仅对一国的繁荣与竞争力有重要的影响,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通过对信任与公民政治知识之间关联性的方差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深入探讨人际信任、公民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公民政治知识的成长究竟有多大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地剖析与研究,阐明提升"信任"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推进公民政治知识成长的重要意义与可行性途径。     

教育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的经验证据

教育与幸福的关系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点议题。根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最新一轮研究数据,基于公共教育扩张政策提供的自然实验,对教育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的自我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居民自评幸福的比例为72.73%,高于农村居民的72.54%;(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城乡居民接受学历教育年限提高1年,主观幸福感将提高0.006个单位值,证伪了“教育与幸福悖论”的存在;（3）利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学历教育层级变化具有异质性的特征,义务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接受大学教育能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提高0.265个单位值。最后提出深化教育事业改革、提高人民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建议。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评价[1].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文章试图将大学生性别差异因素引入大学生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探讨,旨在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对某高校在校294名大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应加强自信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大学生有更强主观幸福感.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

本文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就本次调查来看:除城市贫困群体外,所考察的其他六个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不同群体间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主观生活质量所存在的群体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实现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对自评幸福感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当前,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对七个社会群体的自评幸福感普遍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新探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已由单一的地区经济增长转向区域内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基于这个逻辑起点,地方政府官员要获得个人政治上的晋升机会,首先要与区域内的其他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本文认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既可以达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也能满足区域内公共物品的提供,地方政府倾向于自发性合作;在交易费用过高以及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支持与鼓励政策实现诱导性合作.     

政府公信力: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的核心问题

现代公共生活是以独立的公民和社会组织为主体而进行交往活动的场域,公共生活秩序要以系统信任为保障和前提.在现代公共生活中,政府公共权力如何有效运作,从而确立良好形象以树立其威信即公信力,成为维系社会政治秩序和公共生活秩序的关键因素,这也是现代公共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公信力,树立廉洁、有效、公正的政府形象,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