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绩效、社会信任与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

在我国政治信任结构存在典型的“央强地弱”的差序性样态背景下，本文使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对乡镇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作为主要预测变量，以居民对乡镇政府的信任程度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主观绩效和社会信任对乡镇政府的政治信任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观绩效的影响大于社会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来说，普遍信任因子对乡镇政府政治信任的影响力要大于特殊信任。这些发现显示，目前乡镇政府提高民众对治理绩效的评价是获得政治信任的主要方式，但营造和谐互信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     

性别、婚姻与主观幸福感

婚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我国男性和女性因婚姻关系的存在而发生的主观幸福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比后者的提升更为明显，后者甚至出现了幸福感水平的降低。本文使用cGss2010的数据，在对这一情况进行描述验证的同时，也提出婚姻关系条件下的相关因素假设，在社会支持、社会资本和经济效用等理论的基础上，以家庭支持、社会交往和个人收入等因素为解释变量，建构我国居民婚姻状况下个人主观幸福感性别差异产生的机制，对产生这种两性差异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幸福是中国梦的本质要求。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机理如何？基于天津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中介模型分析空气质量、地方政府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其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区（县）政府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村委会信任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力随着层级的升高而依次提高。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对农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村委会信任的影响力最大；地方政府信任各维度在空气质量对农民幸福感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不断优化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决策与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民众诉求回应机制，提升农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提升村庄治理水平。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分析

目的:该研究旨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解调查,为进一步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GWB)对粤东地区五所大学的296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男女、本专科的差异上未达到显著水平;而在城乡、是否独生子女则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高于乡,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结论:要注重对大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独生子女人群的大学生进行幸福教育。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高中生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和《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主要运用T检验、F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评定352名高中生的幸福感与自我概念,有助于探讨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概念的状况及其相关程度。结果证明：自我概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均明显;不同自我概念水平学生幸福感水平差异明显;自我概念各分量表与负性情感呈负相关,自我批评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由此可见,高中生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培养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幸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在心理学界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研究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改善与增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文章旨在通过大学生主观幸福的归因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探讨,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参考。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

改变以往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方式,自编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用SPSS10．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等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消极情感等呈显著正相关。外向稳定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均分最高。结论：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低精神质、情绪稳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强．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国内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2000年之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展较迅速。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成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陕西和湖北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子女等同居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只有与子女等同居但子女外出打工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才比寡居以及与配偶独居时更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房屋建造者为子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分群估计发现,居住安排对女性、低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会影响农村老人的代际关系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满意度,进而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外来打工人员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

通过对影响幸福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外来打工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但其主观幸福感高是与以往生活条件、预期水平等有很大的相关。女性比男性更会寻求外界帮助和支持,而女性打工者比女大学生更能建立稳定长期社会关系。     

信任与怀疑之间——中国政治信任研究

目前中国政治信任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信任度低,而在于政治信任度下降。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导致“信任下降”很难被“容忍”,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良性”政府的预设导致民众对政府高期望;唯一执政党的制度导致对执政党高要求;信任与政权稳定紧密相连的传统导致政府对民众高敏感。在实践中,我国政治信任表现为：信任政治目标与不信任政治过程并存;信任高层与不信任基层并存;短期事件围观与长期信任影响并存。政治不信任会导致怀疑、冷漠、恐慌、嘲讽、愤怒一系列后果。为了推动政治信任建设,政府和民众要共同努力,实现从人格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我需要得到满足和理想实现的心理体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标准以财富为第一位,其次是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以及社会和学校认可等。中国当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上状态。影响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是人际交往、经济状况、文化背景、专业学科及家庭教养方式等;主观因素则是人格特质、主观效能感及价值观。高校应从创建高尚的校园文化、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实践提高应对能力等方面创设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客观环境;同时,也要从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主观变量方面多维度进行引导,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幸福观。     

内蒙古高校教师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采用《人际关系综合量表》、《安全感量表》、《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以183名内蒙古高校教师为被试,研究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高校教师人际关系在性别、蒙汉民族、教龄上都没有显著性差异。对人际关系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困扰与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呈极其显著负相关,心理安全感、主观幸福感对人际关系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近年来,有关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的评价[1].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和适应状态.文章试图将大学生性别差异因素引入大学生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探讨,旨在了解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并进一步探讨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对某高校在校294名大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应加强自信教育,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使大学生有更强主观幸福感.     

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

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基于CGSS2010—2015年数据,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1)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其中女性、党员、有配偶、教育水平高、身体健康、收入高、房产多、社会地位提升以及对环境满意度高的农村居民会更加幸福;(2)党员身份及家庭房产数量对于农村女性幸福感的获得和提升尤为重要,而农村男性更在乎绝对收入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稳定的婚姻生活;(3)东部农民的幸福感明显高于中西部农民,该差异的53.1%可以由个体特征差异来解释,46.9%由系数特征差异解释。其中,自评健康状况、绝对收入以及年龄是导致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探究

信任是人际之间的一种心理预期。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一种心理期待和信念。在现代社会,提升政府信任成为一个诚信政府不可或缺的能力和责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类型的政府信任危机连续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政权的更迭。这些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加深了对政府信任问题的认识。从政府信任问题的机理和规律来看,政府信任问题都是因为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不符合公众的意愿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因此,探析政府信任包含的深刻涵义,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府信任理论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涉及政府信任的理论观点进行扬弃,对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政治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政治信任的流失与建构

政治信任关系到改革建设能否获得普遍支持。我们目前的政治信任存在层级差异化显著、流失严重和不信任表达方式多样化等特征,导致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有社会阶层固化、权力寻租扩大、制度有效性弱和大众文化带来的强传染性等。可以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作、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和优化信任环境等方面构建符合我国现实的政治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