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影响FDI因素的基础上,应该区分两种不同外商投资目的企业类型,对汇率波动影响FDI的流入情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选取对我国FDI数量较大的13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对G-3汇率波动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经理论推导和检验,发现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美元汇率波动、日元汇率波动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比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欧元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要注意研究流入我国的FDI与G-3汇率波动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原因.     

人民币升值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三维效应”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引力模型,以1982—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从三个不同维度研究了人民币对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升值1%,外商直接投资减少1.63%;从地区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影响的方向和大小是不同的;从行业效应来看,人民币升值也会导致外资的减少。所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注重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影响是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所造成不利影响的关键所在。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实证研究

在用GARCH模型定量测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率的基础上,通过Johansen协整方法对1994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变动幅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三者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将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规模,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幅度与中国ODI是正相关关系.为充分发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ODI的生产成本效应和财富效应,提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投资提供帮助、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和弹性或许是未来进一步发挥汇率变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杠杆作用的有效措施.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路径影响中国创新能力。文章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技术扩散渠道剖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路径并进行实证检验。结论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传递渠道包括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文章进一步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表明国内经济政策主要通过研发投入路径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人民币汇率和对外直接投资两条路径影响中国创新能力。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高速流入,许多学者批评起外资的负面效应,如技术含量偏低、技术扩散效应不显著等.本文分析了各阶段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效应,并认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总体效应由以总量增长效应为主转变到以产业升级及技术外溢效应为主上来.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汇率水平及汇率波动率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汇率和汇率波动率与FDI关系的理论,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对1995~2012年人民币与坚戈实际汇率水平、汇率波动率,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以及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开放程度等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FDI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呈正相关,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呈负相关的结论。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山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汇率波动通过贸易收支、国际资本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本国经济增长.通过建立基于结构突变的协整模型,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山东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有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山东净出口额和消费水平则存在正相关关系.为了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上升对山东经济增长的影响,当前应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高山东消费水平;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投资利用效率,加强投资质量监控.     

FDI对行业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中国食品工业为例

行业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文章用2001-2010年中国食品工业的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食品各行业,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显著提高,但不同细分行业,影响大小不同.饮料制造业影响效果最为显著,饮料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其次是食品加工业;对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最小的是食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     

基于双变量GJR-GARCH模型的汇率风险暴露研究——关于对外投资企业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而伴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不断加剧,作为对外投资参与主体的对外投资企业直接承受着较大的汇率风险。文章以境外资产总额和对外投资存量较大的30家中国对外投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针对对外投资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三种外币——欧元、美元和日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运用双变量GJR-GARCH模型考察对外投资企业的汇率风险暴露。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对外投资企业存在显著滞后一期的汇率风险暴露,其中80%、60%和67%的企业分别面临人民币兑欧元、兑美元和兑日元的汇率风险暴露,且风险暴露具有非对称性,人民币兑不同外币的汇率变动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大部分企业受损于人民币升值。     

FDI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是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能有效解决就业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其投资方式、资本技术含量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相应地,其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行业的不同,对就业的影响也显然不同。食品行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最早的行业,也是中国就业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行业就业的影响,利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级区域食品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就业数量贡献最大的是食品加工业,其次是食品制造业,而流入饮料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没有正向影响。     

人民币非洲区域化的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货币引力模型

结合人民币非洲区域化现状,本文基于非洲53个国家及中国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考虑人民币区域化随时间变化性,并使用新的赋值法量化人民币非洲区域化程度,通过拓展货币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人民币非洲区域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GDP、中国对非贸易和对非直接投资等引力因素对人民币非洲区域化具有显著的影响;斥力因素中,地理距离和语言距离抑制人民币区域化,但制度距离的影响基本不显著;非洲国家外债负担对人民币非洲区域化具有正向影响;非洲国家汇率波动、金融开放度及非洲法郎区国家虚拟变量抑制人民币非洲区域化,而中国金融发展程度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为正.人民币非洲区域化的影响因素也因非洲国家收入水平差异不尽相同.可通过进一步推动中非贸易和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发展、推进中非文化交流和对非援助、推动中国金融发展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推进中国与非洲法郎区国家及法国的三方合作等,推进人民币非洲区域化,但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也需因地制宜,有所侧重.     

人民币汇率变动投资效应的地区特征

汇率变动会通过利率平价条件影响投资者的资产选择,也会通过购买力平价条件影响商品国际竞争力,企业在汇率变动条件下的投资决策主要是基于对汇率变动的财富效应、需求效应、成本效应和风险效应的综合考虑.通过引入风险因素的效用函数对汇率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地区投资产生相应的效应;研究还发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幅度加大和对美元升值,对中国经济重心"由长江以南向长江以北以及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的转移过程有助推作用.     

G-3与母国货币汇率波动对中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影响中国FDI流入的因素很多,其中来源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是一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因素。本文基于真实汇率增长率标准差的汇率波动测度模型,计算出中国FDI吸收的部分主要来源国对G-3汇率的波动值,检验这一波动值与中国FDI吸收值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各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对中国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2008-2009年期间,国际金融出现动荡,这种汇率波动对FDI流入的影响减弱。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在人民币汇率改革正处于攻坚的当下阶段,研究汇率波动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广东出口贸易呈显著的反向相关关系。在一系列影响因素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广东出口贸易的影响效果作用最大。这也说明了汇率政策对于调节出口贸易是有效的。     

生产分割、出口绩效与汇率调整的有效性——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探讨了在生产分割条件下,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发现出口绩效、汇率、外商直接投资和世界需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国际生产分割导致中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并出口同类产品的制成品,这明显削弱了汇率对出口绩效的影响。在生产分割条件下,通过调整汇率来实现抑制出口并不有效。这解释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不断增长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     

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产业差异及其政策调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外资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对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2年省际数据,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效应模型,在考虑地区差异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产业FDI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的社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区域发展水平和外资吸收能力不均衡背景下更为显著。为此,应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为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脆弱性:理论模型与最优货币政策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资金循环流动模型,从理论上揭示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冲击机理与传导机制,并运用2010年1季度至2017年1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商业银行脆弱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其中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对我国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冲击性不明显,但其他投资对我国商业银行脆弱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研究还发现,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跨境资本流动与我国商业银行脆弱性之间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人民币有效汇率能有效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冲击力度。在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政策间进行搭配选择,能显著增强货币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效果。     

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05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不断走向市场化。但是,我国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方式还不是很规范,这一定程度上使我国政府与发达国家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将影响到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因此,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方式的改革,选择"管理浮动"的汇率安排。当前,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双向波动的态势,这给人民币汇率形成方式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也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好时机。     

人民币汇率冲击中国碳价的非对称效应——基于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的实证研究

汇率可通过影响能源价格和对外贸易,进而冲击碳交易价格。在汇率、能源和碳市场动态联动的框架下,构建汇率冲击碳价的理论框架,基于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的分析表明:汇率波动对碳价的正向和负向冲击存在区域差异,但各区域低波动和高波动状态下的冲击方向一致,而且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各碳市场的碳价均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效应,且非对称性存在着区域差异。人民币升值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碳价的传递效应更大;而人民币贬值对天津、湖北和广东碳价的传递效应更大。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汇率对碳价的非对称冲击效应,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构建应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探索提高中国的碳定价权,进而提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     

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分析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因素之一.从长期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具有反方向的影响,存在一种长期趋势,即中国制造业发展时,人民币倾向于升值、汇率降低,中国制造业衰退时,汇率上升.而且,中国制造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性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传统宏观经济变量的传导途径.基于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希望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不仅要关注传统的影响因素,也要兼顾产业的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当更加注重利用高新技术;优化升级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应当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制造业的国际计价结算货币;国家应当实施长期的政策措施,大力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