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汉代郡府少吏的名目、人数及其演变趋势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初,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较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成倍增加。其总趋势是:长吏在汉代郡府吏员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少吏则呈上升趋势。其一,汉初长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10.26%,汉成帝末年为2.11%,东汉时降则仅占0.22%;其二,汉初少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89.74%,汉成帝末为97.89%,东汉时则升至99.78%。汉代郡府少吏的上述演变值得重视。它不仅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的日趋完善与成熟,而且表明少吏在汉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臻重要,说明少吏是两汉社会秩序与行政运作的重要支柱与载体。     

试论禁榷制度的起源

禁榷制度创立于西汉武帝时期,其原因在于这时已具备实行禁榷制度的基本社会条件———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加上历史上的工商食官、库府制度及《管子》一书思想的影响。管仲"官山海"说虽对汉代盐铁官营有重要影响,但管仲实则未曾"官山海",亦即未曾推行禁榷制度。     

试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根源——以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为视角

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农耕为主体的生产方式应为其物质根基,尤其是西周及秦汉间土地制度的变迁也对养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学之主流地位在汉代的形成与巩固,则为汉代注重养老制度建设之主要文化驱动力。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视野中的日本政治经济

“主银行制度”（main bank system）是一种跨越组织、金融交易和政治多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是包括工商企业、各类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管理当局间，一系列非正式的惯例、制度安排和行为在内的公司融资与治理体制。“官僚制多元主义”（bureau pluralism）是在分权的官僚机构与民主代表制的框架之下，以所谓“铁三角”即财界、官僚、政治家的精英分子所形成的排他性的勾结性结构进化而成的。它最初以政府和产业界的勾结为主导力，随着产业成长的成果逐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阶层所均沾，成为超越单纯产业界的极其广泛的利益集团。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     

战前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特征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度虽然是在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传承上的必然联系。但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与战后日本的官僚体系相比较，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或不同就构成了战前日本官僚制度的特征或特点。     

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新演变（上）

韦伯官僚组织结构理论的新演变（上）朱国云一、解决官僚制结构内在矛盾的种种尝试针对韦伯官僚组织理论的矛盾，古尔德纳对官僚制进行了研究。阿尔文·古尔德纳（ＡｌｖｉｎＷ．Ｇｏｕｌｄｎｅｒ）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曾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和...     

论影响中国城镇社会福利政策变化的若干因素

一、类型学角度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分类和分析框架社会福利政策的整体模式的类型最有影响的划分当数英国学者R.M.提特目斯(R.M.Titmuss)提出的三分法：残补式（residual）、工业成就式（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和制度再分配式（institutional redistributive）（R.M.Titmuss,1974）,据台湾学者林万亿考证，提特目斯的三分法来自威伦斯基和列堡克斯（Wilensky and lebeaux，1958）的二分法：残补式相对于制度式的福利。威伦斯基等所谓残补式社会福利模式是指社会福利制度只是扮演常态社会结构——家庭和市场功能失败后的补…     

魏晋南北朝文武分途的基础性研究——几个概念的辨析

从文武官职的角度看,"军将"、"武臣"、"武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用来泛指军事行动中的各级统帅,多与地方行政官职构成文武之别,但"军将"一词北魏后内涵有所扩展,亦指中央与地方军队的统帅。"文官"与"武官"之称从东汉开始普及,主要用以区分中央官职。两汉存在"文吏"与"武吏"的对举,所指侧重地方的基层吏员集团。从文武群体的角度来看,汉代以后,从军队出身、以武功扬名者渐渐被视为一个群体,该群体常被称作"武士"、"武夫"、"武人"、"武将",他们多具有善战强悍、学识浅薄、不闲吏职等比较固定的特征。文人群体常被称为"文吏"、"儒生"、"文士"、"文人"、"学士",尽管诸词所指人群掌握的知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和武人群体相区别,强调其不长武事的特征。     

西汉“中谒者”考

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中谒者”这一职官略作考释,提出西汉“中谒者”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汉承秦制,汉初就叫“中谒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前29）,名称叫“中书谒者”,成帝建始四年后,恢复“中谒者”,一直到东汉仍叫“中谒者”名.汉初“中谒者”职掌之一主天子冠服礼制朝祭百事,身份多为士人,其迁转多在郎官系统中进行,约自高后以后,“中谒者”始为宦官承担.武帝至成帝建始四年,以中书令领尚书事,其迁转多在宦官担任的职官中进行,成帝建始四年后,中谒者仍职如汉初,恢复到汉初的秩俸,仍然是由宦者承担.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论《左传》关于季平子的记述

关于<左传>中所记述的世卿,自汉至清的历代学者,都以乱臣贼子视之,因此,对<左传>褒赞鲁国世卿季平子的记述大加批判.这是在<公羊传>"讥世卿"的经学思维下对<左传>大义的误读.近代有学者认为<左传>作者有"尊季氏"的倾向,故书中多有袒护季氏家族的言论,然以全文观之,并不尽然.<左传>记史,并非以一种绝对的是非观去看待一个阶层或一个人物,而是在具体的史事中体现其思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行为,作者或据周礼批判其行为,或据事实反思周礼的弊端,体现了剧变时代史家的思想张力.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论汉晋招隐诗的两次复变及文化动因

招隐题材自西汉至西晋经历了两次变异 ,即从招还隐士到寻访隐士再到追求适性之隐而招还山林之隐的复变。从汉晋两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潮、文人心理视点 ,探讨《招隐》诗起伏衰长的深刻动因 ,可以把握中国古代隐逸的历史走向。     

治粟都尉和搜粟都尉与大司农关系考——对《汉书&#183;百官公卿表》大司农两处空白记录的思考

汉代官制中治粟都尉、搜粟都尉、大司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细考史料可以发现 ,治粟都尉与搜粟都尉在汉代实为不同官职 ,治粟都尉是大司农的另一名称 ,而搜粟都尉本为大司农属官 ,却也一度成为过大司农正官。搜粟都尉职能的转变乃是源于汉代官僚体制与实际统治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得模糊 ,则与班固在选择史料上的倾向性有关。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其《祭文》之作者考辨

吕大临是关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通过甄别当前学界关于吕大临生卒年的各种异说，可以得出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卒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并结合史料对《伊洛渊源录》卷八关于吕大临的《祭文》之作者作出合乎逻辑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