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少吏选拔资格考述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代政府不仅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汉代少吏的升迁渠道,而且为确保少吏队伍的基本素养,从用人源头上对少吏群体的选拔资格予以严格规定和限制,主要有五个方面：家赀限制;年龄限制;道德和才能标准;文字知识和晓习律令的方面限制以及对特殊群体的限制,即赘婿、贾人、吏坐赃者及其子孙.严格的选拔资格保障了汉代少吏的整体素质,从而为汉代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吏治前提.     

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生活形态

汉代少吏是汉代官僚结构中的低级官吏。汉代少吏享有的社会待遇包括赐钱、赐金、赐爵、赐肉、赐酒、赐食,增俸及休假等内容。汉代少吏的社会待遇与汉代少吏的选拔资格、升迁制度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整体的制度运行系统与平衡机制,从而为汉代少吏创造出一种优质的生活形态和仕宦秩序。作为反馈,汉代少吏大多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了切实的国家治理。     

汉代郡府少吏的名目、人数及其演变趋势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具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汉初,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较少;西汉中叶至东汉时期,郡府少吏的名目与人数成倍增加。其总趋势是:长吏在汉代郡府吏员总额中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少吏则呈上升趋势。其一,汉初长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10.26%,汉成帝末年为2.11%,东汉时降则仅占0.22%;其二,汉初少吏之人数占郡府吏员总额的89.74%,汉成帝末为97.89%,东汉时则升至99.78%。汉代郡府少吏的上述演变值得重视。它不仅反映出汉代行政组织的日趋完善与成熟,而且表明少吏在汉代行政运作中的作用日臻重要,说明少吏是两汉社会秩序与行政运作的重要支柱与载体。     

汉代宫廷的“小儿官”

题东汉学者卫宏撰《汉旧仪》卷上说到＂小儿官＂职任。＂小儿官＂是内廷近侍身份,有＂持兵＂＂侍宿＂的责任。在特定情況下,可和帝王保持极其亲近的关系。作为能够提供反映当时内廷制度以及未成年人生活情状的信息,＂小儿官＂应当为官制史、宫廷史和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者关注。＂少为侍中＂史例,值得讨论＂小儿官＂时重视。有些被史家归于＂佞幸＂者的事迹,亦符合有关＂小儿官＂的记述。＂小儿官＂作为特殊的历史角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复杂情状。而对于汉代一些特殊的未成年人的生活情状和政治责任,也能够得以说明。     

我国应用社会学的现状与前瞻

本文追溯了应用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认为目前我国应用社会学研究存在着选题随便、散乱;成果应用性不强;功能单一和片面;研究力量薄弱等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研究方式、研究对象的范围等都有待革新和拓展,重点研究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是今后我国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出路。     

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研究述评

汉代是伦理与制度整合的关键历史时期,其所确立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因此以年代为序,对汉代伦理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情况作出梳理,在充分肯定前人成就的同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作必要的分析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汉代文学自觉说”再议

"魏晋文学自觉说"似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早在汉代已有多种迹象显现文学的自觉。汉代个人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的自觉;各类文体的分科与发展;文学理论的意识和批评的进步三方面,体现了"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合理性。     

汉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汉代的游侠与游侠歌谣

汉代游侠歌谣产生于侠风炽盛的背景中,真实而且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游侠存在的种种情况,开启了后世文人的游侠诗创作,是认识游侠诗发生发展的珍贵资料。     

沟通畛域 文质兼美——读王洪军博士《汉代博士文人群体与汉代文学》

当今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日益打破各自领域,表现出文史哲相互融合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先秦两汉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尤为明显。这既是缘于先秦两汉时期文史哲不分的学术属性,也是学术研究追求通家气象的时代回响。     

从《汉书·刑法志》看西汉的德治与立法

<汉书*刑法志>内容主要是关于法的起源、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及其变革的概况,尤其是关于前汉以来各个帝王刑罚改革的情况,其理论基调对后世史书"刑法志"各篇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书*刑法志>不但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料,其中所体现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也是研究汉代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要资料.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汉代情诗浅探

汉代情诗在继承《诗》、《骚》传统的同时 ,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 :一是乐观的心态 ,完美的感情 ;二是坦露的表达 ,热烈的追求 ;三是纯洁的心灵 ,刚烈的性情 ;四是对夫妻之情的倾诉 ,对家庭幸福的歌颂     

《太玄》与汉代易学

《太玄》与汉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易学难题。比较《太玄》与各家易说,认为孟氏易与《太玄》有密切的关联,《太玄》和京氏易有关,但关系不大,《太玄》未受《易林》影响,《太玄》和《易纬》没有直接关系。     

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

唐代服饰有胡服与华服之别,胡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穿着,并影响及于唐人者,华服则为沿袭华夏民族自古以来所习用之服饰。唐代服饰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唐初至开元、天宝末,以胡服为时尚,胡风盛极一时;中唐贞元、元和以后,直至唐末,虽华服与胡服并存,但已逐步恢复汉魏以前的旧观,华服渐盛,胡服为人们普遍厌弃。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唐人审美风尚的演变,其背后则潜藏着唐代夷夏观的变革,对后世影响甚大。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汉代酷吏溯源

酷吏是曾经活跃于两汉时期的一种官员类型,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演进有着密切关联,思想根源和制度保障是酷吏现象在汉代出现的主要原因。通过对汉代酷吏的考察动态地分析汉代法律文化的走势,并阐明儒法合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