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农写经体楷书、楷隶及相关问题

清代金农写经体楷书和楷隶是金农书法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代碑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金农在四十七岁至七十岁之间形成的写经体楷书和楷隶书风,取法无名氏的宋代写经体楷书,与其隶书取法《华山碑》一样,注重“非经典”书风的汲取,这正是清代碑学发展的鲜明特征。金农写经体楷书有“写意”和“工稳”之分,楷隶有“肥笔”和“瘦笔”之分,厘清了金农楷书书风的基本形态。中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分类问题可从金农楷书书风之变进行讨论,除晋楷、魏楷、唐楷之外,写经体是碑学兴起后书家楷书取法的重要来源,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     

晚明金石碑刻书学意识的形成——从倪元璐书风之转变说开去

倪元璐作为晚明表现主义书风的重要代表性书家,其书风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晚明特殊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经济及中叶以来的文艺思潮,尤其是心学与童心说对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抑或说"忠义之气,临于笔墨",抑或说倪元璐师承颜鲁公与苏轼书法,等等。从社会学、艺术史学的角度以及金石碑刻书学的审美特征考察,笔者认为晚明时期人们"尚奇"、"追新慕异"的审美风尚及二王传统帖学以外的金石碑刻书学意识才是影响倪元璐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由此,笔者认为,倪元璐书风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帖学与金石碑刻书学的结合,是以帖为基、以碑为辅,可把倪元璐书风看做是最早向碑学习、帖中含碑的范例。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以戊戌变法失败为契机所引发的梁启超式的反思及其迥异于前的历史性行为,表征着历史由政治变革转向文化启蒙的深刻变化。它虽然只是发生于两次政治变革的历史空当中难以持久,但却有幸成了２０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开端。梁氏的文化批判及其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积极倡导,已揭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所关注的诸多基本命题,并以其在新历史层面上的整合,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

周立波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展现着作者不同的革命姿态,前者是以激进、怨恨的革命姿态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后者则以温和的变革理念想象着革命。从《暴风骤雨》中的激进革命姿态转向《山乡巨变》中的温和变革理念,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清代金石学发展概况与特点

清代学者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玩物”而不“丧志”,将金石研究推上巅峰,使之成为清代学术的核心。此外,一个引人关注的情形是,他们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学术迈向深入。     

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在永恒的过程中——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略论新儒学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影响

黄庭坚在宋一代的书家中对于书法是有着深刻理解的,他提出的以“不俗”“韵”为核心的书学思想,是宋代“尚意”书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所有的书学理论、书法创作与评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韵”和“不俗”来展开的,他的这一书学思想,是受到宋代新儒学强调心性修养,强调入世苦行思想的影响而最终形成的．是宋代新儒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具体体现。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     

邓派书法形成的时代背景

清代在中国书法艺术上,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尽变自唐迄明一脉相承的帖学书风,开辟了碑学风气,形成碑学帖学两大书派并峙的局面。此间,完白山人邓石如是开碑学先河的一位功臣,前人谓完白山人书,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如佛法之大鉴,儒家之紫阳”。邓氏一生的书法实践,雄辩地说明他摆脱帖学,另辟蹊径,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祖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瑰宝,使后世书家走上了一条新的碑学道路。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哲　　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2 0 0 3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研究的走向 ,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讨论相关。一些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 ,这一变革的实质就在于它使哲学发生了“生存论转向” ,使哲学关注的焦点从超验世界转向“感性世界” ,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实践活动。有的学者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出发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涉及其存在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存在论基础上所发动的哲学革命 ,不仅特殊地超越了黑格尔哲学…     

从书论到词论: 张德瀛内抱、外抱二法与咏物词创作

清代以降,尤其晚清词论,词学批评中开始频频出现书学术语,呈现出书学与词学交融互渗的格局。张德瀛《词征》中提出的内抱、外抱二法,即受书学影响之一例。因这一术语的词学内涵迄无释义,本文试图梳理该概念从书学到词学的脉络,探究其词学内涵,以此从侧面窥测广东词人张德瀛关于清代咏物词创作的态度,兼析张氏《耕烟词》中咏物词创作实践与理念的矛盾性。     

现代西方哲学转向与哲学观的变革——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视角

现代西方哲学生发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传统根基之上,体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向和变革。这种转向和变革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本文试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中挖掘西方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价值,在各种转向所体现的哲学观变革中再现从“思想”到“意义”的发展理路,从而为现代西方哲学开启发展的无限空间和广阔之路。     

从求实到求真——试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

本文阐述了清代学术从初期的经世之“实”向中后期的考据之“实”的演化,揭示其最终在观念、方法、对象上无法突破经学的束缚而产生危机;西学的进入中国使中国学术发生了从求“实”到向客观世界求“真”的转向,从而从根本上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的真正变革。     

陈维崧与清代骈文复兴

陈维崧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其“入题-叙事-自述-明旨”的迦陵范式对骈文结构模式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陈创造出的骈文新结构“对话体”骈序,在骈文史上具有开创性.在骈文批评方面,陈推尊骈体,取法徐庾,强调“博”和“真”,追求“自标兴会”.陈编选的《今文选》为后学提供了摹习骈文的范本.陈维崧集在康熙年间有三种版本行世,其作品被诸多骈文选本收录,《国朝骈体正宗》的编纂正式确立陈维崧在清代骈文史上的地位,陈也被公认为是清代骈文复兴的首要功臣.     

日用之实--论戴震哲学的指实趋向

根据戴震经学和新哲学的指实趋向,将之与经验、智识、功利诸主义类比,将之与先秦儒学及旧理学互观,可以发现:生活性与秩序性,正是戴震哲学指实趋向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也正是由于戴学这一内在的理路,才影响着清代"以礼代理"这一学术转型,清代经世思潮也呈现出重礼的特征①.并且,这种重生活与重秩序的日用之实以其经验与智识的态度、贴近日常生活的生动,反映了新的时代气息,不断激励着处于思想变革中的学人们.     

赵铁山的书法艺术

赵铁山先生是清代光绪以后,随着崇尚“碑学”的潮流而崛起的华北地区颇享盛名的书法家之一.铁山,名昌燮,号汉持,亦用惕三、错铁、省斋等字.山西太谷人。清宣统己酉拨贡.生于1877年,(光绪丁丑正月十二日),卒于1945     

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1848—1852年社会主义思想

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论,起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思想。两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界定了以唯物史观武装自身的“共产党人”,初步揭示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的内在关系。面对1848—1852年欧洲革命的实践困局,马克思、恩格斯同步推进法兰西阶级斗争史研究与伦敦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掌握革命主动、推进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他们由此提出,该语境中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就是指从“主张变革的党”成长为“真正革命的党”,从主张“空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践行“革命的社会主义”,以不断的自我批判、自主行动引领社会革命的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共产党人自我革命论,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革命中获得充分且深刻的继承发展。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