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饼食"综论

汉唐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王公贵族的集中地,饮食种类非常丰富;它位于中国的北方,饮食以面食当先;面食又以饼食体现,饼食又以蒸饼、汤饼、煎饼和烤饼等四大饼系为主,基本包括了主食、小吃、点心和糕点等品类,在汉唐饮食体系中具有极其突出的地域文化特点,至今仍是陕西饮食文化的特色.本文爬梳了各类史籍、饮食文献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所涉及的汉唐长安及其周边的饼食进行了重新归类,对四大饼系予以新的界定,目的是借对这些品类丰富的饮食现象论述,使大家更深层次地了解都城长安饮食文化的繁荣,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追求与审美情趣.同时想通过揭示饼食制作方法和工艺程序,为我们今天面食文化发展及品类开发提供一些借鉴.     

沟通行动具备独立性与优先性吗?--试论哈贝马斯言语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旨在区分沟通理性和工具理性,而这一区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地区分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特别是能否证明以言行事行为独立于并且优先于以言取效行为.文章指出,哈贝马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论证并不特别令人信服,在此意义上,哈贝马斯所构筑的沟通行动理论就存在根基不牢的危险.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与刘少奇“以德治党“思想关系之比较

江泽民"以德治国"思想是对刘少奇"以德治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以德治党"体现了道德的党性与先进性,"以德治国"体现了道德的社会性与广泛性.治国必先治党,必须结合"三个代表"思想把"以德治国"和"以德治党"统一起来,实现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以大为美”是对“巨丽”的误读

"以大为美"是闻一多先生在欣赏《天问》时的感想,后人作为汉赋甚至汉代艺术的审美观念而广为引用。"巨丽"一词所指并不是"以大为美",作者本人以及先秦两汉也未有"以大为美"的意识,历代几乎都在"极丽、壮丽"意义上使用"巨丽"一词。"以大为美"是对"巨丽"注解的误读。以大赋为代表的汉赋的审美观念,应以"繁类以成艳"为妥。     

邓小平党政关系思想新探

建立和谐的党政关系是我们党的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以超人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坚决反对"以党治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观念和做法,身体力行地倡导党政分开、依法执政等重要原则.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在其党政关系思想中的人民性、务实性、深刻性、创新性等重要特点.不仅为当时理顺党政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构建和谐党政关系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改革思路之争的反思

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以模式为导向还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两种改革思路之争。围绕这两种改革思路展开的理论之争主要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计划与市场问题、宪政问题、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普世价值问题等;在理论争论和实践检验的双重考验中,“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论”成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思路的通俗称谓,并战胜以模式为导向的改革思路,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     

论“三个代表”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方略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本文从必然性、重要途径和实践要求三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深化对这两个重要思想学习和认识。     

略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法律与道德内在的逻辑要求，更是我国法治和道德的现状决定的。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基本途径，一是道德，特别是公务员道德法律化、制度化；二是培育社会公德，特别是公务员职业道德。     

每天给我一个幸福的理由

他向我求婚的时候，尚处于一穷二白的阶段。他能给我的，事实上都属于纸上画饼。不过，男人向女人求婚的时候，一般都是极其豪迈的。他雄纠纠气昂昂地问我：“说吧，你想要什么？”     

中国法治化进程与以德治国

本文论述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涵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要通过培养法治精神 ,以达到法治社会的目标和理想。     

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接受之管窥

唐代诗人熟谙《风》《骚》中的词语、语句及典故,在诗歌创作过程常常会为诗人所接受,成为自己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大凡唐代诗人,没有一个未受过《风》《骚》精神的熏陶。在他们的诗作中,人们总是可以或多或少地见到《诗经》与《楚辞》语典之身影。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的接受极其认真、普遍而广泛,犹如江海,不胜尽勺。仅举《诗经》＂飞蓬＂＂黍离＂＂甘棠＂与《楚辞》＂摇落＂＂惆怅＂＂木叶＂之部分语典,粗窥唐代诗人对其接受之概况,以收管窥见豹之效。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秦汉简中的“公卒”和“庶人”

秦汉简中所见到的"公卒"和"庶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与"士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都处于编户齐民的最底层,但是"庶人"与"公卒"和"士伍"相比,在某些权利方面还不如他们。"公卒"与"士伍"相比较,在出身方面要优于"士伍",但所享受的权利与"士伍"大致无二。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防、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唐长安城的衰败——从唐诗窥其一斑

唐诗对于研究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安史之乱作为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也是唐长安城走向衰败的始点.在诸多唐诗中就反映出长安城的变化.杜牧的<隋堤柳>、温庭筠的<柳长句>、<杨柳八首>等描绘出蔚然成荫的唐都长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杜牧的<过勤政楼>、白居易的<勤政楼西老柳>反映了南内兴庆宫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凄凉;从羊士谔<乱后曲江>看到唐代著名的曲江风景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唐代刺客文化考

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新的特点 :数量多 ,影响大 ,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唐代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是由种种因素导致的 :胡化胡风是宏观的隐性因素 ,因为它造成了唐人尚武习武、崇拜侠刺的心理和行为 ;两者结合又造成了唐代法律的松弛和社会治安的紊乱 ,这些都是唐代刺客兴盛的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外部条件。而政治的需要才是唐代刺客兴盛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 ,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 ,这就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     

从风骨到政教：盛唐中唐对建安文学的接受

盛唐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注重风骨,中唐古文家和新乐府诗人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则强调政教。这种接受差异表明接受者的心态发生了"向内转"的深刻变化。     

唐代粮食政策及其实际运作浅析

唐王朝把粮食视为基本的宏观调控物资、社会保障物资、财政支持物资及战略储备物资,把粮食运作当成治理国家的重要辅助手段。其对粮食政策的具体运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利用粮食敛散,实现宏观调控;二、通过赈济灾荒,维持社会稳定;三、作为财政手段,支持国家财政;四、作为战略物资,保障国家安全。这些措施在大唐帝国的治乱兴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唐朝与罗马的艺术交流

中国与罗马间的艺术交流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双方间就有了交流。降及唐代,双方的艺术交流更加广泛,涉及乐舞、百戏、绘画、雕塑等领域。在乐舞方面,罗马的乐舞曾传入唐朝;在百戏方面,罗马的吞刀、吐火等节目在唐朝盛极一时;在绘画方面,既有唐代绘画艺术伴随丝绸进入罗马,又有一些罗马景教绘画艺术传入唐朝;在雕塑方面,罗马雕塑艺术大量传入唐朝,并对唐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商人婚姻发微

唐代士族与新兴贵族均不屑与商人结为婚媾,表明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之难;中唐以后民营妓馆日趋兴盛,娼妓随之渐趋向近代意义的妓女转化,商人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在以上商人婚姻两股细流而外,与地位相同或相近之人联姻则是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唐代商人婚姻状况是商人阶层弹性较强的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