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论与工夫：张载哲学的根基与实践——读陈政扬博士《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

台湾学者陈政扬博士的大著《张载思想的哲学诠释》（以下简称《诠释》）,围绕＂气论＂和＂工夫＂两个关键点,对张载思想做了全面而深刻的哲学诠释,这无疑是近年来张载思想研究的一部力作。《诠释》在台刊印,大陆并不多见,故有必要略作介绍,以期对当下的张载哲学研究能有所助益。     

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以“仁智”统一为中心

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价值观念;仁学,则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部分.至北宋,包括张载在内的理学家对孔子仁学做出了种种有价值、有深度的新诠释.其中,张载对孔子仁学的诠释尤其令人瞩目.以“仁智”统一这一问题为中心,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张载哲学对儒家传统仁爱观的突破,二是张载对“欲仁”与“致学”关系问题的诠释,三是张载对“仁”与“礼”关系问题的诠释.     

老子古今观念下的道论思想与文艺思想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基于对古今的历史性考察,老子提出了旨在复元古的道论思想主张。老子道论思想本身就是其思考古今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因而在建构道论思想体系时,老子的古今观念是渗透其中的。在老子道论思想中"古"已经内化成"道"的基本属性,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崇元古与崇道在老子那里成了二而为一的概念。而老子的道论思想在重新刻画其古今观念的同时也把这种观念性的影响渗透到了他对文艺的相关认识之中。老子否弃文艺、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以及"复归"的发展论思想无不是这一思想特征的具体体现。后世文学批评家刘勰等人对老子这一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也反映出老子古今观念及其文艺思想的深远影响。     

论吕大临易学思想及关学与洛学之关系(下)

四、《易章句》的儒理思想及其与张程关洛之异同现在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易章句》所蕴涵的儒理思想,才能真正看出它同张载《易说》之“大义所在”究竟有何相同。如果说,从吕大临的释《易》方法中,已见其作《易章句》之用心是沿袭张载《易说》力辟释老、复兴儒学的“原儒”思路,要把恢复儒学本义作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的诠释体例与思想特色

颜师古的《玄言新记明老部》在经典诠释方面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他将《老子》八十一章看作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通过精炼的语言提点和勾勒出了《老子》一书的逻辑层次和结构体系,透显出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玄言新记明老部》受到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互补思想氛围的影响,其批判、吸收、融合儒释资源的特色也很明显,在此基础之上体现出了较为清晰的道教化倾向。     

老子及其著述辨伪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的创始者,"道"是其本体论的最高范畴,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被奉为道家始祖的老子是哪个时代的人?《老子》又成书于何时?老莱子、太史儋与老聃是否为同一个人?这一连串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因而澄清真假老子及其原作、伪作,对我们准确了解和把握老子的学说宗旨及其传承脉络无疑会有极大的帮助。同时,先秦思想文化的特点、演变轨迹以及道家与其他各家的相互关系等,也须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     

张载及其关学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走向探析

20世纪以来,张载及其关学的研究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相应地使用了三种方法:一是将关学定位为"关中理学"时期,其运用的是传统的理学方法;二是将张载定位为唯物主义气一元论,认为关学学者对气一元论多有承继,于是相应地也使用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思维方法;三是重新将张载及其关学定位为理学,但使用的则是中国文化本位的方法,即强调要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本性出发,从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研究和审视张载及其关学。由于定位的相对准确与方法的相对优化,使关学研究有了较大的推进,但目前仍留下较大的研究空间。张载及其关学研究还可从多角度、多层面进一步加以深化。     

“无法操作”与“有可操作性”的老子思想

一些专家认为老子思想是乌托邦,所以批评它"无法操作";然而,老子思想智慧既可用来治世,亦可用来修身,这是它的"可操作性"。对老子思想的"可操作性"进行强调将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无为"这种智慧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减少不自然的、折腾之事发生。同时本文认为"无法操作"确也是老子思想的特点,但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即它的理论所达到的至高纯度,这种理论的纯度应得到充分尊重。     

再思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即从"老批判理论"到"新批判理论"再到"后批判理论"。就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而言,第一期发展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的"跨学科唯物主义"和启蒙辩证法为代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第二期发展以哈贝马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为代表,被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面目全非";第三期发展以霍耐特对早期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为代表,被重新诠释后的马克思已经成为"另一个马克思"。因而,从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从欣赏、信奉到怀疑、批判,再到超越、重建。     

张载《东铭》与明清儒学的转向

与《西铭》相比,张载《东铭》在宋明理学史上曾长期被人忽略,这主要与程朱对《西铭》的高度推崇和《西铭》自身所体现出的价值意蕴有关。然而,自明中期始,学者对《东铭》的价值越来越重视,认为要达到《西铭》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从《东铭》所示之工夫入手,下学上达不可偏废。在明清儒者的诠释下,张载《东铭》的意义和与《西铭》的关系才重新被彰显出来。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与中晚明以来思想界对工夫实践的强调是一致的。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张载“太虚”意义辨析

对张载哲学中的“太虚”一词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而“太虚”又是理解张载哲学的关键之所在,对张载哲学的解释必须从对“太虚”开始。张载的多处论述显示,他使用的“太虚”一词所指正是气的原初、本然状态,在此状态中气之本方得以显现。学界对“太虚”一词的不同理解,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对“虚”与“太虚”两个概念不加区别。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虚”是气之本性,而“太虚”是原初、本然状态的气,不可混淆。     

张载礼学三论

完整地看,张载礼学是由两套系统构成的：一套是关于礼的基本观念和礼学结构功能的学理系统,一套是突出礼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的实践系统。以《张载集》以及集外佚书《礼记说》辑本为文献基础,以张载礼学的学理系统和实践系统及其关系作为整体把握的着眼点,从礼之多重根源和体系定位、礼学结构功能、“以礼为教”的教学主题等三个方面辨析张载礼学及其特征。     

论吕柟思想中的关学特质

吕柟虽然在理学上以程朱为宗,强调格物穷理、知先行后,但他也继承了张载“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不仅如此,在吕柟思想中还体现出更多的张载关学的特质来,其具体表现为：“以明经为重”、“以守经为贵”的重视经学学习和“君子贵行不贵言”的躬行实践之风。把握吕柟思想中的这些关学特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明代关学与张载思想之间的联系并更好地总结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冯从吾的关学思想建构

冯从吾是明代关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以复兴关学为己任,具有自觉的学术担当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主动回应朱子学、阳明学,虽笃信良知之学,但能站在心学的立场上取长补短,援引朱子学的“主敬”工夫,吸收甘泉学的会通精神,继承张载关学的学脉学风,融会诸家而成自得之学.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辑释

吕大临佚文《西铭解》因在史籍中的著录方式与他的其他著述不同,故长期以来很少被人注意。因此需要对其内容进行了辑佚和校勘,对其注释风格和思维转向进行分析,吕大临在注释时广泛用典、据己意解经改经,相对于张载《西铭》"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他在思维方式上转向了"人道具则天道具"。     

马理礼学思想简论

马理是明代中期关学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秉承张载“以礼为教”的思路,肯定“天秩之礼”,主张礼来源于天,探讨了合同时用与观其会通的原则,以及以礼修身成德和淑世教化的双重功能,对关学在明代的中兴起到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浅析张载“气学”的唯物主义思想

张载创立的以"气学"论为核心,以"文质相得、体用不离"为特点的唯物辩证主义哲学体系,开拓了宋儒经学哲学的新途径,以"独立不惧,精一自信"的理论勇气和学术气魄,为宋明理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构成了中华民族理论发展长河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必然环节。此外,张载的哲学诸多地方表现出的"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实学"作风,把他的宇宙论和理学、心学注重精神境界的人生结合起来,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载关学与韩国南冥学研究的新进展——“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学·南冥学与东亚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张载的易学、礼学、主体精神等角度深化了关学研究,反思了唯物、唯心研究模式;从南冥学的理学渊源、与李退溪的比较、社会思想、文学研究等角度丰富了南冥学研究;从儒学与东亚文明、儒学的现代化、新儒学的当代发展等方面,深入到了儒学研究的前沿,讨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儒教问题、中国哲学的体用问题等。本次会议对深化中国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加强中外哲学交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