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布哈林过渡时期思想转变问题

评论布哈林革命的政治生涯,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他的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但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有两种倾向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种是以苏联学者为代表,他们全盘否定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理论,认为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是党内反苏富农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另一种是以西方一些学者为代表,他们为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特别是否定他的农业     

从短信和电话留言在国内外的普及差别看东西方文化差异

本文比较了手机短信和电话留言在国内外的普及和使用情况,指出手机短信在东方流行,电话留言在西方盛行的现象。为了说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文着重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详实的分析和解释,最终得出手机短信和电话留言的普及和使用实际上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反映。在未来的发展中手机短信和电话留言会同时存在并共同发展,而不是一方替代另一方。     

解读《喜福会》中的象征意象

在一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往往具有隐喻象征性,使作品获得了表层情节之外的深层意蕴。《喜福会》中"喜福会"代表了母亲们过去记忆的延伸;衣服是文化身份的象征;而吃食则代表了一种文化,一种情感。这一组组象征意象都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维系两代人、家庭之间的纽带,是连接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桥梁。     

试析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学的四大理论视角

冷战期间美国的苏联研究可以概括为四大理论视角.极权主义是斯大林年代苏联政治的代名词,其特点是绝对集权、恐怖统治、不停的社会改造和体制凝固不变；多元主义是将苏联与西方国家比较后的产物,其特征是苏联共产党的权力要么转移到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手中,要么下放到中央各部委和地方精英手中；理性—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苏联成为工业社会并逐渐现代化,苏联政治结构也会被注入更多理性,更为制度化,甚至转变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历史传统—政治文化视角则强调俄国传统和政治文化对当代苏联政治的塑造力量.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后殖民时代民族电影发展的应有之义

二战之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国家殖民统治的结束,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活动的影响远未消除,新的霸权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这种霸权行为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其中,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的主力军。后殖民主义是出于对文化对话与交流中实际存在的话语霸权的提防,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民族电影发展并不是要争夺甚至建立起另一种霸权,而是在文化多元的期盼中提倡一种真正平等的对话和交流。     

文化缺省的交际价值

文化缺省的成分对于异族文化的读者会产生关系的断裂和意义的空白。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译者的任务便是把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对出现了文化缺省的情况进行翻译补偿。     

跨文化背景下儿向语的普遍性特征

儿向语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简易化的特殊语言。最早是由西方中产阶级提出并运用的。对这种语言现象,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语言句法的学习形式,另一种则认为是一种交流形式。西方心理语言学家认为儿向语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群体中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看护儿童的理念,也决定了儿向语在该文化背景下的特点。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兼论斯大林对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1925年前后,联共(布)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辩论,联共(布)领导成员中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一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另一方以斯大林、布哈林、李学夫等人为代表。斗争的结局是,斯大林关于苏联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赢得了全党绝大多数党员的拥护,成为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     

从英汉表达方式差异看原语对中国学生翻译的影响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母语的影响,特别是所学外语的语言结构还没有在学习者的大脑中形成自觉的语言系统前,母语影响更明显,学习者往往会把他的母语结构套用到外语的语言输出之中。这种套用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当母语和目标语规则相同时,产生正确的语言输出;另一种是当母语和目标语规则有差异时,产生错误的语言输出。反过来,学习者掌握的外语知识也会影响母语的表达。而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分属不同的语系,代表着东西方两种文化,两者在表达方式上存在不少差异。中国学生由于对这些差异缺乏足够的认识,在翻译…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到世界文化舞台的前列。但是不能因此赞同以“东方文化主导”论代替“西方文化中心”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同的。一、对西方发达国家,它具有文化交流作用。企图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完全化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的。西方现代化中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危机、家庭结构的解体、性关系混乱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表现出的危机状态,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在于它的社会结构本身。没有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摆脱现代化进程中所陷入的困境。但是从文化交流角度看,西方人瞩目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改变历来文化中西重东轻的情况。二、对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它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理论并不是东亚经济起飞     

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

"蓝英年现象"是在苏联解体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所出现的一种超文学、超学科的文化思潮,是对苏联社会与苏联文学的深层反思.它不是某个人的个体现象,而是以蓝英年先生为代表的一种整体性文化现象."蓝英年现象"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它对于改变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揭示苏联文学的历史真相,开创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

最近几年,西方信心十足地提出了西方的文化就是并且应该就是世界的文化这种观点,因而激怒了他人。这种自负的观点呈现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可口可乐公司殖民理论。这种理论的辩护者声称,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通俗文化正包围着整个世界。美国的食品、服装、流行音乐、电影以及消费品正受各大洲的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另一种无疑是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声称西方领导了从世     

关于创建民族文化学的构想

文化学在西方,在苏联,在中国,都已成“热门”学科。“文化科学”一词,最早是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在1838年提出的,他主张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以建立一门专门的学科。后来,另一位德国学者克莱姆写了一本《普遍文化学》(1854年),英国学者泰勒写了一本《原始文化》(1871年),进一步巩固了文化学的学科地位。泰勒是著名的文化学家,也就是文化人类学家。此后,人类文化就成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许多西方学者把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合二而一,名称不同,本质一致。现代,文化人类学家又把“文化学”突出出来,     

国歌的音色

用铜管乐器演奏国歌已经成为世界通例。19世纪以来,集欧洲国家铜管乐器之大成的军乐队,成为代表整个＂西方形象＂的经典之一,挑战了各国传统的文化品味,模糊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界限。铜管乐队的风行很大程度上不是赖于这种乐队音响本体的功能,而是多半来自对强大的西方的效仿。在这一效仿下,国歌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被消解,民族特征被淡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对西方乐器和民族乐器的讨论,已经转化为以交响乐队为代表的＂普世价值＂与以民族乐器为代表的＂文化记忆＂问题的讨论,这是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本世纪初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影响——王国维鲁迅比较论

自本世纪初到五四以前,西方文化对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影响,主要来自两种思潮:一是自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形成的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思潮,它在思想上带来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在政治上带来民主主义与共和体制,这一切都为中国资产阶级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树立了榜样,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继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高标的“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也可以说是这一种西方文化思潮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另一种是自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西方现代反叛文化的思     

社会评价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民族特色

一定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一定的社会评价的民族特色和模式。作为陆地文明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它所孕育的主要是一种道德政治型的社会评价模式;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西方传统文化,它所张扬的是一种知识功利型的社会评价模式;作为森林文明代表的印度传统文化,它所包含的主要是一种宗教审美型的社会评价模式。     

实践性、地方性与文化多样性——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

中西医学是人类在各自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风格的知识体系,它们带有自身的文化烙印。因此,在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现代医学占据主流的今天,倘若我们跳出科学主义的窠臼并进行视域的转换,我们就不会在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我们可从＂实践性＂、＂地方性＂、＂文化多样性＂等维度阐释中医学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中医学其实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另一种描述世界并与其打交道的有效方式,是另一种科学文化的范式。     

洛特曼的结构文艺学

以洛特曼为代表的结构文艺学是苏联当代文坛的学派之一,为世界文艺理论界所瞩目。他所进行的以博采西方文艺理论界诸家之长,克服社会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片面性之短,从宏观到微观,在整体上对文艺现象的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这是当代文艺批评界冲破社会历史批评的一统天下,走向开放,实行多元化思辨的新趋势。作为塔尔图学派的代表人物,洛特曼继承了苏联结构类型学研究的传统,吸取了西方艺术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学派的某些方法以及传统文艺学的成果,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理论,把结构文艺学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赫尔曼·黑塞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及其启示

在20世纪东西文化"对话"中,西方有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儒家批判者,中国又有以反孔、"倒儒"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些是时势加诸儒家的强势话语,但黑塞从儒家文化的参照中看到了欧洲个人主义文化的非必然性,提出了综合两种对立文化、重建欧洲道德的设想,表达了对儒家的另一种话语期待.黑塞对儒家文化的取舍告诉我们任何经典文化都是相对的,而不是僵化的或某种定性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