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中国“礼仪之邦”文化初探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其传统礼仪文化在古代就已初步形成，如：交际礼仪意识、古代交际礼仪规则、古代交际礼仪培养等这些都对中国礼仪形成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三大文明古国中的“中道”“中庸”和“适中”

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提出的“中道”“中庸”和“适中”思想是东西方文化遗产中的闪亮珍宝。它们是古代哲人观察自然和指导自身行为时提出的宝贵思想结晶,长期为哲人和民众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推动了他们在历史上探索前行。直至今天,这方面的思想对人们仍有重要的启示和帮助,为人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起着积极作用。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知言养气”与古代文论中的创作批评思想

“知言养气”是孟子关于塑造道德品质的论断,“知言”与“养气”互为联系,密不可分。这一关于人格理想的观点对古代文论的创作批评有深远的影响,在“文气论”和创作论的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人的不同界定与模塑:古代与近代人生哲学的比较研究

古代与的代的人生哲学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古代炫耀人得天独厚的优越性的同时，让天为人立法；近代依据进化论视人为一种高级动物。在生死观上，古代限于个人生死，近代通过精神遗传追求以国家、群体为寄托的精神不死。对于人的本性，古代与近代哲学都承认人有自然本性，但态度截然不同：一为蔑视，一为提倡。对于人的本质，古代归于道德性和知识性，近代承认知识智能、并弘扬社会群体。关于理想人格，古代具有圣贤情结，近代向往“新民“和英雄。     

中国古代诗学的人文精神价值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人文观念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本文从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等方面入手,在对“仁”、“礼”、“情”、“德”等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中,着重论析了中国古代诗学中所蕴涵的人文思想传统和精神价值。     

论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

中国古代“灵感”说的唯物精神贯穿于文艺创作的前期准备阶段、灵感袭来之际的接受阶段以及灵感降临之后的延伸与规整阶段,灵感说所彰显的本土化特色,与中国农业型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视野中,尊重中国古代灵感说的理论价值,是客观而全面地解读中西文化的必经之路.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人格观念初探王兴国一、中国人格观念的起源及其历史影响在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这个词。中文里的“人格”是到了近代才假道日本而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没有人格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代“乐教”的德育功能以及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礼乐制度的形成以及人们对此观念上的认同,是中国古代文明成熟的标志之一。“乐教”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居有显著的地位。“以乐寓善”、“美善相乐”、“乐治人心”,追求善美统一,倡导人与天地和乐的人格美,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的德育功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境界和德育思想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善和美追求的情趣与韵味,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关于“乐教”的德育功能的理论中,包含有不少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颇有启…     

一本书所昭示的“转化”意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解读

本文指出童庆炳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从“宏观的”、“微观的”、“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的关系”、“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范畴”等四方面论述中国古代文沦的现代意义。     

再论“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中从未提及中国古代科技自某时期就衰落下去，而是说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15世纪之前的发展势头。无论在何种意义下，“李约瑟难题”都是成立的。它由两部分组成，彼此呈并列关系，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因此，解答“李约瑟难题”非同一般命题。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中国产生，其根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其次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在“后李约瑟时代”国人应追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积极创造条件去超越“李约瑟时代”。     

“美善相乐”与“礼乐相济”述论

中国古代美学崇尚中和之美。所谓“中和”即是真善美三者的差别泯灭,对立消解、和谐化一。这既是个体所追求的高尚的人格精神,又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是通过“礼乐相济”的途径,即审美化了的教育途径达到的。“礼乐相济”是中国很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发端是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那里:神农造琴,舜弹五弦琴而治天下,三皇五帝都有自己的乐章,都实施乐教……这类     

嵇康之“公”“私”观初探

在嵇康哲学中,所谓“公”“私”,是理想中的“君子”与“小人”的人格主体。“君子”,无措是非,而“动以自然”,心与道合,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嵇康主张人格本体自然论,并试图通过追求理想人格实现精神的解脱与超越。     

“怨”与屈赋的悲剧意识

中国古代文论中“怨”的基本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的基调,屈赋所体现的“怨”的悲剧本质及其封建消极性,正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审美的精神底蕴。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诗话”体裁的体式发端——释皎然《诗式》对诗学体裁的贡献

唐代诗学理论著作《诗式》 ,是中国古代“诗话”体裁的体式奠基之作 ,其体裁及理论意义有三方面 :第一 ,奠定了中国古代诗话体裁“断想式”、“语录式”的体裁特征 ;第二 ,奠定了诗话体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著作中“例说”的形式 ;第三 ,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竟境格调说”具有创建之功。     

从“区域边缘”到“东向前沿”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到徼州，看古牌坊去”。小平同志说的“擞州”。就是中国古代徼州府治所在地、中国牌坊第一县歙县。歙县很古老，也很显贵。公元前221年，泰始皇统一中国时设置歙县，隋唐以降。歙县一直是徼州大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歙县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2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步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名城歙县科学统筹，和谐发展,2006年在综合“十强县”评比中，住列全省61个县（市）第十五位。是安徽最具经济活力和开发潜力的区域之一。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

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 ,城市影响古代小说 ,古代小说反映城市 ,从唐前至晚清 ,叠合了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景象的城市映像 ,就不断以各种形态呈现在小说中。而在小说的城市描写中 ,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宋前的长安和洛阳、两宋的汴州和杭州、明清的北京和南京 ,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的三对“双城”。本文以“双城”为切入点 ,通过小说文本的历史分析 ,一方面为小说史研究尝试运用一种新的视角 ,同时为当代的城市文化研究提供一份形象的历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