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词的隐性说服研究——以“介入系统”为视角

以评价理论的介入子系统为理论基础构建“律师代理词隐性说服分析模型”,分别从“对话扩展”和“对话紧缩”两方面探析律师代理词中的隐性说服方式及其语言实现手段,结果发现:“对话扩展”的使用体现了律师协商的态度,以避免与其他观点的正面冲突,增强了代理词的说服力；而律师通过“对话紧缩”增强话语客观性,紧缩了其他观点“辩驳”的空间.     

中世纪法国律师职业伦理的建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王国立法，其影响甚至超越了旧制度并延续至今。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对律师形象社会定位的探究

律师系“司法戏剧”的主角之一。在不同的政治与司法模式下 ,律师的权利有大有小 ,地位有高有低。法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大位高 ,却常有“魔鬼”的形象定位 ;人治社会中的律师权小位低 ,甚至无权无位 ,其形象定位也常与“魔鬼”难分伯仲。当然 ,律师也会偶得”天使”的美誉。律师就是律师 ,既非“魔鬼” ,也非“天使”。律师“唱司法戏剧”权利的大小和权能的强弱 ,才是真正值得律师与社会特别关注和介意的实质问题     

谁该为失信的农民工脸红

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其博客上撰文《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用极端的字眼辱骂自己曾帮助过的农民工，指责讨薪成功后很多农民工立刻开溜，全然不理律师费一事。该律师的行为引来网友热议，部分网友质疑农民工过河拆桥，部分网友则认为，即使农民工拖欠了律师费。该律师也不应破口大骂，否则有损其作为“民工律师”的形象。     

基于新《律师法》视角的刑事辩护中“三难”问题解决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维护律师权利”成为此次修订的重要部分，由此，刑事辩护长期面临的“三难”——阅卷难、会见难和调查取证难，有望得以缓解。本文阐释了此次修改《律师法》对刑事辩护“三难”问题的影响和新法实施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等相关问题。     

对律师以被告人“隐瞒事实”为由拒绝辩护的置疑

对律师以被告人“隐瞒事实”为由拒绝辩护的置疑吕淮波（合肥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合肥２３００００）关键词隐瞒事实辩护权诉论角色错位律师拒绝为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下同）辩护，通常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律师因某种事由的出现，解除与被告人业已建立的辩护委托关...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律师作为调解员参与到各类调解中，是律师与调解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该制度中律师混合着“代理人角色”与“调解员角色”，而这两种角色在地位、理念、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冲突。此角色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存在律师调解员中立地位易受影响、难以适应调解工作、存在道德风险、参与调解动力不足等问题。从比较法视角看，建立和培育专门从事调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是化解角色冲突的关键，但其目前在我国仍面临着律师行业与商事调解欠发达的困境，因而现阶段可主要从制度完善层面缓解因律师调解角色冲突产生的实践问题。     

白下区法院开展“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促进司法公正，白下区法院扎实、有效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规范法官与律师关系”活动。     

当代中国律师参与立法的途径、制约因素及其完善机制研究

律师由于具备法律职业优势,在立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律师可以凭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咨询委员、立法助理等特定身份参与立法,也可以通过接受委托立法、直接上书和大众传媒等方式参与立法。由于现有的政治供给机制不充分,当前还存在着不利于律师参与立法的多重制约因素,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保障和扩大律师参与立法的权利。     

律师执业环境与律师业的发展

良好的律师执业环境,是律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律师执业环境是诸多矛盾的综合体,影响律师业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制环境以及律师业内部的管理环境。探讨影响律师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对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推动律师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国时期律师公费制度初探

律师公费制度是保证律师制度正常运作、维护律师在社会上良好形象的重要制度.民国初期,作为律师主管部门的司法部制定了律师公费标准,各地律师协会在此基础上以制定会则的方式确定了律师公费的最高限额.虽然律师公费有部定标准,但各地公费标准并不相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地区,不同律师之间也因声望、资格的不同,其收费也不同.地域与时局、律师的地位与声望、案件的性质与难易程度、当事人的经济条件以及案件的类型等都是影响律师公费标准高低的主要因素.尽管律师之间的公费差距很大,但这一制度仍保障了律师这一阶层中的多数处于社会阶层的中等地位.     

战后武汉律师群体的发展轨迹(1945～1949)

抗战胜利后,武汉的律师队伍迅速恢复,并具有律师人才多来自本省、多由本地学校培养以及年龄偏大等特征。经过积极筹措,武昌、汉口两地的律师公会得以重建,并试图在维护律师群体的切身利益方面有所作为。武汉的律师在战后仍然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律师们的表现良莠不齐,虽不乏维护正义的律师存在,然而一些律师唯利是图、混淆黑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武汉律师的形象。     

调解程序中的律师：功能定位及障碍消减

律师职业伦理以利他性为中心。调解程序中律师的使命则应致力于向当事人提供法律信息,以利于当事人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定,促进当事人自治的实现。但律师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职业惯性有可能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障碍。因此,应该建立律师参与调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程序、改革律师收费制度、建立相关费用的分散化机制等,以保障当事人接近律师的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直接担任调解员和参与律师的和解制度等方式促进合意的纠纷解决。     

《比希莫特》对英国内战的政治哲学分析

霍布斯认为文人们为了卖弄自己的智慧和学识而发明了各种权利以及正义的学说，而政治威权又把这些学说作为自己权力的基础，这便不可避免地造成文人政客们之间的派系之争，这种派系之争最终引发英国内战。霍布斯的《比希莫特》一书凝练出学究政治这一概念。落实到当时的历史中，这些学究分别是长老会牧师、民主绅士和普通法学者。他们以自己的学说败坏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本性，因此普通民众也加入到文人们的派系之争当中。为规避学究政治的弊端，霍布斯提供的方案是：必须把君主的统治资格同时建立在征服和人民普遍同意的基础之上，前者赋予它以武力，后者赋予它以权利。     

论律师信义义务

律师的信义义务是律师在基于当事人委托而与其形成的信赖关系中,所担负的最高程度的诚实和忠实,并且代表被委托人最佳利益的义务。它是律师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具体表述,律师在作为辩护人、代理人或进行法律援助时,其信义义务有所不同。律师信义义务是需要通过保持律师的经济自由和完善律师公共服务中相应的激励机制等措施来予以保障的。     

一样的宪法,不一样的政治--《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之分析

对陈端洪的《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一文的分析和解释。在陈文中,宝贵的实证主义立场与令人费解的神秘化倾向相互交织,引发了学界不少的批评或误解。首先批评了该文的神秘化倾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作为制宪权的主体""立宪时刻是神圣时刻"和"民主与专政也辩证地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之类的模糊费解的表述,然后努力穿透该文的一些貌似不一致的表述,以理解其政治宪法主义。陈文的贡献是解释宪法生动的政治内涵,探明宪法不能司法化的实质原因,指出中国宪治道路的特色。陈端洪强调"政治本身就是宪法",但这不表明他认为一切政治行为都是合宪的,它只表明,陈端洪认为作为宪法内容的某种意志的落实和更新是政治性的。其所谓的五大根本法是对宪法现实的理论描述。这种描述服务于某种规范目的,但并不必然代表作者本人的规范立场。在陈的政治宪法主义中,"政治的"是力量的,政治宪法主义呼吁新的社会动力以推动目前的政治体制的硬球,并要求把这种新动力传输到体制内部,把它转化为内部常规要素;"政治的"是结构的,政治宪法主义要用新的政治结构来确保权力的责任。     

简论刑事侦查阶段辩护制度之完善

律师在侦查阶段即可介入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文明的一大进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和刑法修正案实施几年来逐渐暴露出法律和实际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完善以律师为主的辩护制度 ,首先要着手确定律师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还要克服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以及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的及时解决已成为律师能否在侦查阶段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