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剩余的博弈模型分析及应用——以古诺模型和斯坦博格模型为例

对古诺模型与不同市场结构下的经济剩余进行比较,认为古诺均衡有效增加了私有物品的经济剩余,而对公共物品经济剩余的增加效率较低;结合斯坦博格模型进行的进一步比较和分析,说明了优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不仅可以获得“先行优势”,而且增加了经济剩余.因此政府应对私人和公共物品中采用不同的政策和措施以促进经济剩余的增加.     

不定次重复的古诺模型博弈及其仿真研究

重复次数不确定的重复博弈比无限次重复博弈更符合客观实际。提出了不定次重复的古诺模型及不同的博弈策略；通过计算机仿真的方法，根据设计的仿真方案对不定次重复的古诺模型博弈过程进行了仿真，得到了不同贴现因子条件下各种仿真方案的厂商得益；对各方案的结果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到了统计意义上的临界贴现因子和均衡策略；阐释了仿真结果的输入弹性的概念，并用其分析了不同仿真方案的结果差异的原因。     

一般古诺模型的均衡解和动态分析

研究任意有限多个生产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给出一般动态古诺模型的数学表达式，给出了均衡解存在的充要条件，并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证明了只要生产厂商的数目不超过４４，动态古诺模型的均衡解必然存在，并给出了各厂商均衡产量的计算公式。     

两个生产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研究

研究了两个厂商条件下古诺模型的均衡解和动态变化过程，证明了无论第一个厂商关于产量作何种初始选择，均衡解都存在且唯一；还证明了厂商的产量变化过程必然是单调变化过程，拓展了关于古诺模型研究的有关结论，为多个厂商条件下的古诺模型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住房财政补贴的合理方式与模型研究

经济适用房属优效型公共物品,现行补贴方式存在多种弊端,补贴到人的补贴方式才是对中低收入阶层进行住房补贴的合理选择。实施“人头式”补贴应组织专家建立合理的补贴模型,还应建立监督制衡机制和公示制度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问题研究——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严重偏离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影响农民的积极性。采用Holmstrom和Milgrom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应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以使公共物品供给能真正满足农民需求,也为该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适用性——以沪深金融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3-2008年沪深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剩余收益估值模型在不同盈亏状态、不同信息质量,以及不同规模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了检验,同时对不同状态下净资产账面价值、剩余收益和成长性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盈利状态和亏损状态、不同信息质量,以及不同规模情况下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适用性存在显著差异,成长性也是也是影响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因素,同时净资产账面价值和剩余收益都具有价值相关性,且互有增量价值相关性。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对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我国农村1983—2012年相关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收入效应。结果显示,农村基建、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纯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即上述公共物品供给每增加1%将分别引致农民纯收入增长0.09%、0.12%、0.13%和0.62%。在长期中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均衡关系。同时,在短期中科技、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物品均能有效带动农民纯收入增长,且贡献度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农村基建供给的收入效应还不显著,亟待做出调整和完善。     

山东经济增长模型与要素分析——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

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综合不同的理论观点后选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四个重要模型即新古典增长模型、知识驱动内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和公共支出模型逐一分析检验,认为研究山东经济增长应当以Romer内生增长模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山东经济增长除具有资本推动这一主要特征之外,城市化进程的贡献也比较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人们的期待并不相符;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目标,国际化对经济增长还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内在矛盾及其解决思路

农村公共物品包括 :(1)可持续发展类公共物品 ;(2 )农村经济发展公共物品 ;(3 )农村社会基础设施类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有其内在矛盾 ,为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严重不足的现状 ,应对自上而下的传统决策机制进行制度改革 ,在增加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 ,多渠道地为农村公共物品的生产筹集资金     

公私物品的逻辑

关于公私物品的逻辑体系应建立以资源稀缺性为基础的新框架.资源稀缺性要求明确界定在消费博弈中人与人之间权利的关系,公私品就是这种权利关系的契约.以"排除他人不支付市场价格行使消费权利"定义排他性,将有无排他性作为区别公私品的单一标准,公私品就分别是具有非排他性、排他性契约的物品.公私品的性质是主客观、供求等的逻辑统一,是连续动态变化的量,一般物品都是不同程度公私混合的物品.也可从组织内外和供求关系两个新视角对公私品进行分类.公私品相互转化的实质是排他性价格的变化,取决于必要和充分条件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的共同作用,这主要是供求关系变化和产权界定成本收益之间的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三种转化路径.     

蒂布特模型启迪下的可流动公共产品供给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乡公共产品统筹供给的关键时期,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蒂布特模型是关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理论研究,其政策含义是政府要采取促进居民流动的方式来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由于该模型所作假设的现实性较弱,其结论和应用有一定局限性。根据流动程度,可以把公共产品划分为可流动公共产品和不可流动公共产品两类,可以通过可流动公共产品的流动来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中国目前在城乡可流动公共产品优化配置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变化及其有效提供

在一端为公共物品 ,一端为私人物品的物品序列中 ,同一物品的相对位置会因为排他性技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不确定性 ,导致物品公共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位置变化决定了对于公共物品提供者的选择 ,改变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观点。据此 ,公共物品提供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依据公共物品在不同阶段特性的改变选择不同的提供者。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城市大力引进非政府组织提供城市各种公共物品的同时 ,广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在现阶段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经济权力的宪政之维——公共性事件的触角

在近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典”、“禽流感”等一系列公共性事件,这些事件大多涉及到国家经济权力深入到公民基本权利并对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在紧急状态和常规状态的不同条件之下,国家经济权力的运行有其不同的表现形态和作用力,国家经济权力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应当在怎样的范围、程度之内和程序设计之下才是合法和适当的,以及经济权力决策中的议价与问责、对于公共产品定价中的国家经济权力行使等问题,都是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宪政的框架之中予以细致分析和探讨的。     

轻徭薄赋与西部开发

西部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均衡导致微观经济主体沉重的税费负担,经济剩余空间被挤压。因此,中央政府应通过制度援助和财政援助,为西部经济起飞创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社会经济环境,降低民众承担的公共服务、公共品供给价格。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物品治理模式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存在供给不足和管理缺位两大难题。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民营化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其现实可能性是我国社会生态环境中存在着推动农村公共物品民营化的动力机制，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对农村公共物品分类的基础上，可选择不同公共物品民营化治理模式，还必须注意政府和市场两大力量的作用。     

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解释——基于公共产品纯度理论

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是今后中国公路基础设施供给实现效率与公平的重要举措。从公路产品的基本属性出发,提出了公路产品属性的纯度概念,在准公共产品框架下对公路产品的公共品属性进行了细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公路产品的供给模式进行了讨论。分析认为：公路产品纯度理论是交通建设＂两个路网体系＂的经济学基础;高速公路与普通公路是2种纯度不同的公共产品;在公共财政匮乏情况下,高纯度公路产品（如普通公路）应选择政府供给模式,低纯度的公路产品（如高速公路）,则可通过市场融资模式实现有效供给。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中国教育产品提供方式的现状分析和政策选择

教育部门主要提供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产品.教育产品的提供方式是教育资源配置和利用决策中的核心问题.教育产品的基本属性表现为效用上的可分割性、消费上的竞争性、受益上的排他性、正外部性、公益性,政府资助是促使教育产品供应最优化的重要条件.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具有公益性的私人产品,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基本上是私人产品.当前我国教育产品提供方式的基本格局为义务教育产品以政府生产和提供为主,市场生产和提供的范围很有限;非义务教育产品虽然主要依托政府生产和提供,但近期市场生产和提供的份额越来越大.今后我国教育产品提供应当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和学校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政府应成为公办学校的举办者、管理者和民办学校的支持者;市场提供社会所需的数量有限的赢利性产品和较大量的非赢利性产品;中介组织更多更好地参与产品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工作;各级各类学校积极采用科学、规范、高效的运作方式提供数量足、质量高、社会所需的各类教育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