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散文美”——论艾青关于新诗的一个美学主张

新诗的“散文美”这一奇特,尖新的美学主张,是艾青于一九三九年在他的《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来的,并贯串于他的整个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本文想结合他的诗论与创作,联系新诗发展的背景,对“散文美”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 “散文美”决不是“散文化”。艾青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对这起码的常识是不会不清楚的。他说过:“我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又说:诗决不是分行排列的散文,如果认为“诗只不过是一种分行排列的文字形式”,那么“即使你写了许多采用诗的体裁的东西,结果依然不是诗”。既然艾青并不喜欢散文化的诗,那么为什么又要提出“散文美”的主张呢?让我们先温习艾青在《诗论·美学》里的一段话吧:“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它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它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这也就是说,“敢文美”主张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适应诗歌表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需要。     

毛泽东“诗人不解诗”主张的美学意义

毛泽东对自己诗词中难解的问题作过一些简短的注释和说明,但是他不主张搞统一的注释,对注释和评论中出现的许多一般性分歧意见,也不置一词,"我的诗词让别人去理解吧!"毛泽东对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些不同看法也主张存疑.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和态度,符合诗词阅读欣赏的普遍规律,有益于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文论提出的"以意逆志"和"诗无达诂"的诗歌读解两大原则提供了新的实证,为科学地读解诗歌提供了范例.     

李世民的美学思想及其诗美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的美学思想一方面有着以社稷为重的功利色彩，一方面对文学艺术的现象有着自己的阐释、评价观念。作为其美学思想表征的诗歌也呈现出复杂的特征：一方面经世致用，一方面又不乏美感；一方面孕育着新的审美理想，一方面又有南朝美学之遗风。李世民身上的这些矛盾现象恰恰反映了初唐诗歌美学的复杂性。     

简谈孙犁关于爱情描写的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秀露集·读〈蒲柳人家〉》)孙犁同志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于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的精辟见解。关于爱情题材的处理,孙犁同志发表过不少直接、间接的意见。他几十年的创作实践同他的文学主张又十分一致,它们互为表里,相映生辉。     

试论姚鼐的散文主张和创作个性

鲜明的创作个性,历来是评价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尺之一。桐城派文人中就不乏这样的成熟作家。姚鼐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古文创作上,姚鼐早年上承方苞师事刘大櫆,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经过毕生的辛勤读写,他成了继方苞、刘大櫆之后从事古文创作和宣传的又一大家。在古文主张上,他将方氏的“义法”说同汉学家的     

试论“暴力美学”及其特征

“暴力美学”原指起源于美国,在香港电影界发展成熟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现代社会所指“暴力美学”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电影,还包括电子游戏、漫画、动画、平面设计、广告等多个方面。通过研究“暴力美学”,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其真正的美学价值与含义。     

台湾怀乡散文的“美学意识形态”及其叙事策略

台湾怀乡散文以其特定的"美学意识形态"叙事策略建构"古典中国"形象和"中国历史",以抒情化的文学艺术形式还原、修复两岸之间的文化记忆。今日学者对台湾怀乡散文应该特别注意其在美学意义上的超意识形态价值,而相对淡化其在意识形态上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分歧和争议,不能因为怀乡散文蕴含着当时台湾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而就此抹杀或贬低它的艺术成就。这是从文学史和思想史角度重新评价、审视台湾怀乡散文的学术基础。     

试论杨朔的散文美学思想

<正> 杨朔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散文家,他的散文美学思想是值得重视的。剖析一下杨朔的散文美学思想,可以加深对他的散文风格和艺术特色的了解。杨朔在他的散文名作《茶花赋》中,对灿烂若火焰的云南茶花给以传神的描绘和热情的赞颂,同时作了深刻的美学思考和概括,说:“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这句话不妨看作他长期审美经验的总结,是他整个散文美学思想的一块基石。他曾对友人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生活亦是诗意的源泉。我们时代的生活本身是美的,所以作品就只该给人美的享受。”①他明确宣称美存在于生活,诗意来源于生活,而我     

美的标准范式——唐宋散文美学

唐宋是我国散文史上的又一辉煌期,曾经影响了千百年的散文发展和美学风貌,如清代的桐城派;甚至成为散文界的复古目标,如明代的唐宋派。尽管唐宋古文运动辉扬着复古的口号,但其审美格调和风貌却远不同于先秦古文,而是经过建构后的新结构。在今天,人们一旦回首中国散文史,总是把它视作标准型态而深情眷顾,其中必有一个深层性原因。现象地描述这一演化过程是肤浅的,应该探究它。我们把这一原因归结为结构主义文化—美学。英国特雷·伊格顿的《文学原理》认为:“结构主义者的分析试图分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追求艺术美的极致——闻一多诗美主张发展论

坚持“以美为艺术核心”和“主张纯艺术的艺术”的闻一多 ,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在经过孜孜不倦的求索和跋涉后 ,认为要“赤身空拳打出招牌”就“非挑衅不可”的他终于写出了《诗的格律》等文艺评论文章 ,完整地提出了诗之“三美”的格律化主张。闻一多坚信“自然的不都是美的 ,美不是现成的”和“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 ,便失去他的美了” ,因此 ,他强调“做”诗 ,主张诗“越是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 ,跳得好” ,并认为真正的诗家 ,作诗要如“韩信囊沙背水 ,邓艾缒兵入蜀 ,偏要从险处见奇”。虽然如此 ,但闻一多并不否认文学应该贴近生活 ,他说 :“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强调“艺术的真源”是“伟大的同情心” ,因此 ,诗人就“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 ,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的诗作 ,也无不实践着他的主张 ,或色彩浓丽 ,或风格沉劲 ,或感情愤激 ,或心理细腻 ,均因体现着“三美”的特征而达到了艺术美的极致     

艾青的诗学成就及其对中国新诗的美学构建

艾青是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诗人 ,他的新诗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 ,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进程 ,也为现代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试论瓦雷里的“纯诗”

试论瓦雷里的“纯诗”袁素华保尔·瓦雷里（ＰａｗｌＶａｌéｒｙ,１８７１－１９４５）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最大的代表,被誉为“最纯正的象征主义诗人”,他还是这一文学思潮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探讨与文学创作有密切联系的思维方法和精神活动规...     

试论先秦“比德”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这历史的源头上,先秦的“比德”美学思想,以其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颇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丰富的审美实践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十分引人注目。但这样一种重要的美学思想,迄今很少有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拟就先秦“比德”美学思想诸问题试作一粗浅的探讨。     

论“六诗”之次第、演变及其美学特征

《诗经》中的赋比兴有三个层次:诗体(同风雅颂一样),表现手法,修辞格。学术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序》到郑玄为诗体与表现手法互相牵混的阶段,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却正始于此;从郑玄到孔颖达为第二个阶段,即只将赋比兴认定为是表现手法;从孔颖达到朱熹为第三个阶段,朱熹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并进而认为是修辞格。《周礼》中对于“六诗”的排列顺序“风赋比兴雅颂”以及郑玄对“六诗”的解释并不是逻辑混乱,而是有其内在的时空关系的。赋比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修辞格与表现手法虽然起源早于诗体,但它们在各自的诗体中淬了火,增加了新的美学特点:赋由原来简约朴素又增加了铺张扬厉的特点;比是惩恶,美学特点是凄怨深情,一唱三叹;兴是扬善,其美学特点是委婉含蓄,余味深长。     

论艾青抗战诗歌的绘画美

艾青作为由绘画转向诗歌的诗人,绘画影响了他艺术表现的基本方式。抗战时期,他娴熟地把色彩和线条运用于诗歌创作,突出了色彩美和构图美。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和“农人的后裔”,他诗中的色彩和线条饱含了他对祖国的深情,闪耀着朴素的光泽。     

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神”美追求

“神”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然后从魏晋时代的人物品藻开始进入美学领域。先进入画论,再进入诗论。顾恺之的“传神”论开拓了整个中国古典美学追求“传神”之美的潮流。本文从理论、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古代美学的“传神”美追求。     

赏心悦目的“美文”——大后方散文探美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少人对散文的“美文学”特质进行过探讨。早在新文学的发韧期,周作人就将文学散文称作“美文”;王统照称之为“纯美文”,指出“其写景写事实,以及语句的构造,布局的清显,使人阅之自生美感。”胡梦华则称它为“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以后,李广田也指出现代散文“仪态万方,无美不备”;王西彦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