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与"独尊儒术"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在内涵上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而流行于当代西方的文化霸权理论与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理论亦有本质上的区别.文章主要讨论了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霸权与"独尊儒术"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形成的机理.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儒学应该如何面对哲学

在近年来的儒学研究中,不时冒出“汉话汉说”、“回到思想史”的声音,“去哲学化”似乎已成为一种风气。然而,这一风气实质已忽视了中国精神传统中的哲学存在,使儒学放弃了回应西方哲学的主动性,并剥夺了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的资格和能力。仅仅迷执于自己的话语系统,片面强调一旦走出自己的话语系统就不是其自身而失去了效用,则必然导致话语依赖和不同哲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进而忽略人类精神的共性。儒学并不应拒绝抽象化、普遍化的哲学提升。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

"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及其伦理层级上的"中国正义论"之间颇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异。一个人的"角色"是由其所居之"位"规定的,因此,可以从儒家《易传》"位"或"定位"观念来切入这个问题:1、"正位"并且"当位"指的是恪守既定的位置及其角色,这是行为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都有基本的确认;2、"得位"指的是获得一种新的位,即对原有之位置与角色的超越,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对此的理解有所不同;3、"设位"指的是对社会角色秩序本身的设置或重置,这是制度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未触及这个问题,而生活儒学则通过中国正义论的重建来探索这个问题。     

儒学“忠孝节义”正义

过去批判儒家时,往往有的曲解与误解。本文对传统儒学的德目忠孝节义,根据儒家的重要论述,进行新的解释,希望恢复本来的意义,因而解除过去留给人们的误解。     

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研究

话语转换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的协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有着重要影响,是深化及拓展我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检验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效果的首要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应有效厘清意识形态“一元导向”和多元价值体系“多元取向”在话语转换中的伦理关系,高度发挥文化载体在意识形态话语转换问题上的主体作用,使民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儒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社会寻找其合法性理论依据的过程.儒学最初是智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秩序的理论设计,其在两汉时期的意识形态化经历了礼仪先制、理论改造、权力强化和制度支持的过程.儒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立法思想、社会调整规范的选择和司法制度产生了的深刻影响.     

儒学与基督教“束身”观之比较

在任何一种文明中 ,道德体系的建立似乎都是以束身约己为出发点的。所谓束身 ,是人类为完善人格而约束人性世俗特征的一种手段 ,是人类自觉超越个人欲望、品味、志趣、感受和倾向而构建道德的一个过程。由于道德的基本内容是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境界 ,所以束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活动。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以道德为本的文化 ,它们在承认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倡导束身以立德。本文试图对两种道德建立过程中的“束身”观进行比较 ,说明束身作为道德构建的普遍法则在两种文化中的共同作用以及表现上的差异。一、束身以立德…     

“儒学”是“学”散论

现今有学人以"儒"是职业,不是"学";而儒家的学说又从未形成统一的思想系统为理由,质疑"儒学"称谓的合理性.针对这一质疑,本文通过梳理"儒学"概念之提出与沿用的历史.以说明"儒学"称谓之合理性不仅体现在它之约定俗成上,而且体现在它具有确定、稳定、恒常的内涵.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儒学视野下的“风水”观

尽管“堪舆”、“风水”概念的出现比儒学时间晚,但是古人择地而居的意识,比儒学的时间早.虽然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很难找到关于风水的有关论述,但是做为《易》之分支“术数”中的“风水”术,一直也没脱离儒学的视野.文章主要分析：儒学视野中的“气”与“风水”观中的“气”,儒学视野中的“五行”与“风水”观中的“五行”,儒学视野中的“孝”与“风水”观中的“葬”,儒学视野中的“天人合一”与“风水”观中的“择地而居”.从儒学的视野下,风水往往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也往往和孝道联系在一起.“风水”观中虽然掺杂着迷信和糟粕,但是古代风水观中也渗透着环境学、心理学等内容.并且在传统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风水观也是追求人和自然和谐的一种尝试.     

“人文儒学”批判与后儒学当代突围——兼与李承贵、夏锦乾商榷

在当代,面临各种挑战的儒学境遇窘困。学术界关于儒学的探讨,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但整体存在方法论上的认识偏误。其中,李承贵关于人文儒学为儒学的本体形态之说脱离了当代现实的学术诉求,在学理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夏锦乾关于巫文化家族血缘制为儒学统绪的观点,囿于文化解读和批判的视界来理解当下的儒学建设,也存在对儒学后现代生成认识不足的局限。儒学的当代生存,只有依托后现代视界的理论介入、展开后儒学的理论突进,才能寻到生存之路。而后儒学基旨的重构和逻辑空间的拓展,是后儒学当代突围的关键问题。通过后儒学与后现代文化的深层对话,可以形成多元化的当代儒学学科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