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商誉形成机理及其计量研究

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有关商誉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自创商誉有必要而且能够确认与计量，以此为前提，通过对自创商誉形成机理的分析，提出了计量自创商誉价值的方法，即超额利润本金化价格法，该方法计算简明，计量结果符合企业客观实际，计量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试论自创商誉的确认与计量

商誉的形成源自于外购和自创两方面。在会计实务中,一般只对企业外购商誉即合并商誉加以确认入账,自行创造的商誉不予入账。根据商誉本质及自创商誉的特点,自创商誉也应加以确认并进行摊销。     

自创商誉会计探讨

会计上出于稳健的考虑 ,只在企业并购时对外购商誉予以确认 ,而对自创商誉不加以确认。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和会计计量技术的发展 ,将自创商誉在会计上予以确认已显得必要和可行。本文就自创商誉的相关会计问题加以探讨     

自创商誉会计探讨

会计上出于稳健的考虑,只在企业并购时对外购商誉予以确认,而对自创商誉不加以确认.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和会计计量技术的发展,将自创商誉在会计上予以确认已显得必要和可行.本文就自创商誉的相关会计问题加以探讨.     

浅谈自创商誉的确认

现行会计准则对外购商誉予以确认,而对自创商誉不予确认,这主要是基于可靠性和稳健性的考虑。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商誉特别是自创商誉在企业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确认与计量自创商誉,无论从促进会计理论发展,还是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会计实务水平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创商誉、外购商誉和负商誉辨析

自创商誉、外购商誉和负商誉与特定的会计主体相联系,自创商誉是对任何一主体而言的,而外购商誉和负商誉是伴随并购行为产生的,是就实施并购的企业而言的。对于任何一个会计主体,如果没有实施并购行为,它只可能拥有自创商誉,只有在实施并购行为时,才可能产生外购商誉或负商誉。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商誉(即自创商誉)尚未纳入财务会计系统的反映对象,通过会计报表确认的商誉本质上只是企业正的合并价差,即外购商誉。     

从会计计量的多重性看自创商誉的确认

一、从历史成本原则看自创商誉的确认由于历史成本是通过交易形成的 ,具有较好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 ,因而一直被广泛用于资产的计价 ,相应产生了成本归属与流转观念 ,即从企业购入设备和原材料开始 ,直到生产出产品 ,随着实物的流转 ,成本亦在流转。但是自创商誉不同于实物资产 ,其存在的基本前提是能否产生“超额利润”,因此自创商誉的价值应是未来超额利润的资本化 ;由于自创商誉可以不受成本限制地大量重复使用 ,因此自创商誉的价值不会因其使用而发生流转 ,相反其价值高低与未来市场份额大小直接相关 ,具有高度的增值性和风险性。所以自…     

自创商誉:经营者业绩评价的新视点

商誉可以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而在会计处理上自创商誉一般是不能资本化入帐的。但一个企业的自创商誉主要根源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是企业人、财、物的整合产生的系统效应，受经营者管理水平的影响，最能反映经营者水平的高低，因此有必要纳入经营者业绩考评中来。所以借鉴人力资源会计理论与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定量地分析企业自创商誉的数量与结构，是对企业经营者业绩评价一个有益的补充。     

论知识经济下自创无形资产价值的确认及计量模式

在现行制度和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计价均遵循历史成本原则,即按取得无形资产时所发生的实际成本计价.这一原则对于自创无形资产价值的确认、计量存在诸多不足,这种不足,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产生的矛盾愈加突出.本文探讨了自创无形资产的确认及计量模式.     

新经济趋势下自创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我国自创无形资产的会计计量与国际上相关准则有一定差距 ,确认范围过于狭窄 ,违反了相关性、一致性的会计原则。应重新认识无形资产的内涵 ,增加相关会计科目 ,加强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管理。     

有关商誉权几个法律问题的探讨

商誉权是商主体对其所创造的商誉所事有的专有权和不受侵害权.商誉对于商主体而言是追逐超额利润的手段,具有工具价值,不同于名誉权对于自然人的目的性价值,因此商誉权异于名誉权而具有无形财产权性质.在我国现阶段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的状况下,商誉侵权主体仅限于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不仅造成对于商誉权的保护不力,更易导致商誉权法律性质的混乱,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相关法律制度.我国对商誉侵权形式仅规定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不能够有力地保护商誉权,应规定更宽泛的范围.     

外国刑事判决和执行问题的理论探讨

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有积极承认和消极承认的区分,我国刑法第10条关于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通过规范分析、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现有法律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参照国外立法经验,顺应世界的大趋势,对外国判决和采行执行积极承认,以加强国际司法协助。     

基于不同合并理论下的商誉会计难点问题研究

文章基于母公司理论和实体理论,分析了商誉作为一种不可辨认资产在核算中存在的诸多特殊问题,发现不同合并理论下,商誉的核算原理、商誉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重组、非同一控制下多次分步交易实现合并、非货币资产合并成本等在核算理念、认知和方法上均存在重大差异,同时对财务人员实务中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对结合税法、会计法、财务核算原理和信息报送等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超额商誉、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商誉减值

以2014—2016年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与自并购时点起三年内商誉减值的总额显著正相关。当作为并购中介的会计师事务所标的资产所在行业具有行业专长时,能够对超额商誉与短期内商誉减值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跨行业并购及关联并购中,审计师行业专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商誉与并购中介相关研究,为并购方理解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时空分布及动力机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稳定和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既能为增强成渝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也是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链整体升级的重要路径。文章采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的修正模型,测评了201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刻画了其时空分布规律。进一步地,文章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综合检验了影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研究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农业指数相对偏低,工业发展稳中有升,服务业指数上升明显;研究区间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集中在0.30~0.49之间,整体融合程度偏低,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分布范围由北向南演进,逐渐成"环";科技进步、人才资源和基础设施现代化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融合发展呈正向驱动,市场需求、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受行政分割的影响驱动作用发挥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文章从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完善产业区域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次贷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凸显了研究一国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了从全局的视角对银行系统的潜在损失进行衡量,文章借鉴投入产出分析中列昂惕夫逆矩阵求解的思路对传统矩阵法进行改进,求解风险传染逆矩阵,构建银行风险传染测度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危机传染具有明显的乘数放大效应,核心资本和损失率的大小是银行能否承受风险的关键。为了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抵御系统性风险,监管当局应实施宏、微观审慎监管并重,同时加强监管的国际合作。     

基于商誉角度的虚拟物品真钱交易

虚拟物品的真钱交易是指游戏中物品的交易转移到了游戏世界外部,玩家之间用真实世界的货币交换虚拟物品。虚拟物品的商誉来源于物品在游戏世界中的稀缺性及其给玩家带来的效用。因此,商誉是玩家对这些无形资产货币价值认可的结果。在商誉转移中,交易的对象是娱乐价值,货币补偿的实质是对商誉的转移。     

商誉减值研究述评及中国情境下研究展望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兴起,商誉风险激增,减值测试制度下商誉减值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为此,从管理者私利动机、公司经济因素、并购特征等角度对商誉减值文献进行综合回顾,揭示了商誉减值的成因;从管理者、企业和中介机构等主体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产生的经济后果,并归纳了商誉减值的分类研究方法,梳理了商誉减值中“洗大澡”和规避行为的监督机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背景,提出了未来可拓展的研究方向,包括:(1)回归到商誉本身的经济价值,探索商誉减值更为科学的分类计量方法;(2)结合股权结构特征,考察控股股东在商誉减值决策中的影响作用;(3)实证分析商誉减值规避等不当行为的不利影响及其作用边界条件;(4)重点关注和探讨商誉减值规避的外部监督机制,以及不同监督机制的相互作用效果。     

县域科技与经济协调度测评研究

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而科技进步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探讨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评判科技进步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根据模糊数学理论构建了县域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并进行了例证分析。证明该模型在评判县域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方面是可行的,并且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