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安徽宣城侨乐村初探

侨乐村,建址于安徽宣城慈溪,于1935年6月15日开幕,是国民政府为救济失业归国华侨而成立的大型华侨垦殖农场,也是民国时期政府对归国难侨救济的新尝试。作为近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归国难侨首次国家层面的救济,侨乐村的设立意义重大。政府首创的国家农垦模式及其对归侨的管理制度,在当时农本经济为主的中国做到了"地尽其利,人尽其才",为抗战期间的国民政府和之后的人民政府处理类似的华侨问题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救侨思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大学生失业与救助政策

大学生失业问题一直贯穿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个时期,其原因是由多方面造成的,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里对国民政府的救助政策分为三个时期进行阐述,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同时对我们今天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探析

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灾害等原因,在全国普遍存在难民、灾民以及鳏寡孤独等。针对以上群体的存在,国民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边区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社会救助政策。本文探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施行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社会救助经验对当今的社会救助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抗战初期的苏联远东华侨问题(1937-1938)

1937-1938年,苏联政府为了巩固其远东边防,以清除远东日本"间谍"为名,在顺利将朝鲜居民迁往中亚后,随即实施了针对远东华侨的清洗行动。一万多名远东华侨因此而被逮捕入狱,受到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国民政府为了救助远东华侨,将他们中的大多数遣送回新疆。但受制于国民政府外交官员对苏联的移侨政策认识不清、中苏之间事实上的战时同盟关系以及苏联政府根深蒂固的"黄祸"思维,使得国民政府的遣返行动未能很好的完成。     

民国时期河南省灾荒救助体系措施及成效

国民政府时期,河南省政府为应对日益频繁的灾荒,建立救灾组织机构、制定救灾运作规范以构建救灾组织体系;大力整顿仓储、开展植树造林、重组水利机关和兴建水利设施,积极开展防灾减灾工作;调配散放赈粮、筹集拨放赈款、开展以工代赈,实施灾荒救助措施。这一时期,河南省政府的灾荒救助体系特点是：运用近代化的技术手段宣传赈灾,积极动员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采取多样化的筹款方式扩充赈灾资金。河南省政府在灾荒救助中虽然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救助成效有限,其原因是：苛捐杂税众多,民间经济负担沉重;赈灾过程中贪婪腐败现象严重;农民日益贫困,抗灾自救能力严重不足。     

盐税与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

文章较为系统地论述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支出的实际情况,认为其不但是中央军、政等开支的最重要来源,还是偿还债务的重要保障.通过对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盐税支出活动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盐税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留学生海外救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海外救助是指当本国海外公民所在国发生重大或突发事件时,本国驻外机构及其他主体对本国公民进行救助的行为.鉴于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海外留学生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大,对其进行救助并完善相关制度势在必行.以对我国海外留学生提供救助服务为主线,分析海外救助制度的特点,探讨建立完备的留学生救助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多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留学生海外救助制度的建议.     

城市困难群体救助需求研究——以南京市W区慈善超市制度为例

城市困难群体包括低保人群和低保边缘人群.长期以来边缘人群的救助问题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既是对这一人群经济水平的误解,也在于未能深入认识其救助需求.慈善超市是救助城市困难人群的一种制度创新,通过接受慈善超市救助对象的救助需求分析,发现低保人群和低保边缘人群的救助需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要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立低保边缘人群数据库、建立救助对象甑别机制和实施差异化救助措施的救助思路.     

华北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1927--1937)

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华北各县政权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民政府改县长集权制为四局分权制,对县长进行考试、训练和考察;进行房科改革和废除差役;实行廉政和庶政公开,开明清以来县政权组织变革先河,取得了一定效果,其影响甚至直达当代,但史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作者试以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县政改革为切入点,剖析国民政府时期的党政之争、官绅之争和新旧绅之争,以探讨县政改革与土劣回潮之间的关系,并及于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在华北统治权的原因.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上)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焦点之一,但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制度构建中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     

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及其规范: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立法本身及其在运行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尽快修订该《救助管理办法》,扩大救助的范围,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丰富救助的内容,明确救助站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对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特殊救助,完善受助人员权利救济的途径,完善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救助和规范流浪乞讨人员的可行路径.     

试论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分水岭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了一次全国性的反攻--冬季攻势.这次攻势尽管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其准备之充分,投入之兵力,对日军打击之程度,均是抗战相持阶段空前的.本文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抗战政略、战略方针,国共关系及"速胜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后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并具体分析了冬季攻势前后国民政府抗战攻略、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从而得出冬季攻势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分水岭的结论.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论略

抗战前期,国民政府推行着联苏抗日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意义;国民政府的联苏抗日政策是其依靠英美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方针与英美远东政策矛盾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防共”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联苏抗日政策的效能。     

论收容遣送制度和救助管理制度的两种极端表现--写在《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颁布之际

收容遣送制度施行到20世纪90年代,走向了一个极端,即福利性的收容遣送变成了惩罚性的收容羁押.取代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虽然完全克服了收容遣送的极端做法,但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受救助人员无限制的救助,一味强调受救助人员的权利和要求,没有规定其义务;对救助理管理机构只规定提供救助理的义务,没有赋予其管理的权力.这种极端的做法有可能使我国的救助管理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的治理及其局限

防灾救灾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工程.民国时期,甘肃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惨重.国民政府采取诸如发放赈济粮、款、以工代赈、修渠建库、植树造林、建立居养设施、防疫治病、仓储积谷等赈济灾民的救治措施,加上民间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的治灾救荒,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但是成效并不显著,也未能达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其局限性在于未能建立防灾救灾的基本制度;科学知识极端缺乏,借助科学技术防止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严重不足;未能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群众性生产自救能力弱.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洞管理处述论

重庆市防空洞管理处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防空工作临时应急下的产物,国民政府成立防空洞管理处以期收到"亡羊补牢"的效果.防空洞管理处成立后,根据陪都战时防空工作的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并采取各项措施加强了对全市公私防空洞的统一管理,在反空袭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国民政府防空机构庞杂、管理机构重叠、运转经费不足,也由于抗战后期日机轰炸重庆的实际次数减少,重庆防空洞管理处有限度地发挥了其在反空袭斗争中的作用.     

香港的贫困及救助: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对于贫困问题,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对于香港的贫困救助,香港一直坚持"低税制、低福利、高发展"的路线,结合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际建立了相当完善、颇具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香港模式融合了西方补救型福利和东方儒家文化的特质,在救助目标、救助对象、救助主体、救助标准和救助内容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香港模式对内地的社会救助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福利视野下的发展型社会救助体系及社会福利行政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低层面的子系统,是以政府为主要责任主体的社会政策,其目标是保证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一目标已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社会福利视野下,必须对社会救助的目标进行必要的提升与定位,摒弃生存型救助,向高层面的发展型福利目标转变,即从单一维持基本生活的救助转变为多层级的发展型福利供给.发展型福利视野下的社会救助在内容、组织、手法、管理上都不同于传统的社会救助,在社会保障、社会工作及社会服务中都应该有相应的管理与实施行政.     

不同权利视角下的社会救助

救助缘于权利,然而权利的性质不同导致救助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同。建立在一般人权理念基础上的救助是道义性救助,其特点是主观性评价的随意性和污名效应;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的是制度性救助,其特点是规范性和科学性;在公共权利诉求下的是基本公共品保障,由此决定了基本公共福利对社会救助辅助作用。由吉登斯提出的新公民权理论将权利与义务统一起来,从而奠定了积极救助的制度导向。     

论海事强制救助报酬请求权

海事强制救助属于海难救助的特殊形式,可定义为“海事主管机关,在其管辖水域,为维护公共利益,使用强制力,对遇险船舶或其他财产实施救助的行为”,其法律本质是海事行政强制。根据邻居原则理论,遇险船舶和相邻船舶存在邻居关系,对其负有普遍注意义务。遇险船舶的海难事故不仅对己船具有危险性,对相邻船舶也存在危险,故违反该义务,对相邻船舶产生潜在侵权责任。海事主管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实施海事强制救助,是对潜在侵权责任进行救助,存在救助效果,故享有报酬请求权。海事强制救助是对遇险船舶潜在侵权责任的救助,可参考国际油污损害赔偿体系,通过设立区域性海事救助基金,实现海事强制救助报酬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