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     

“大一统”思想的缘起、重识与重构

“大一统”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缘由，在其发展与变革的过程中，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本文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从历史必然性的视角回顾“大一统”思想的缘起，从“大一统”思想的变革与实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以及对“大一统”思想的反思与重构等三个方面予以分析、阐释。     

选择与会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

从制度文化的视角看，社会现代化转型伴随着文化自觉，这是文化现代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会通重构、整合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蕴，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制度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文化传统的消极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曲折坎坷，留下了思想文化的教训。     

地方分权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及其建构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视角出发,改革的过程是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市场经济和地方分权相互作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分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使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是中央与地方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是市场经济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重构,需要制度与法律的规范作用。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认同华夏与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使如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各政权也以争夺中华文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得以实现大一统的精神支柱。“文化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和趋势,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坚守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武则天是初唐时期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适应南北朝以来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的潮流,以《周礼》为号召,推动隋唐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改革,促进多元一脉的民族文化国家的发展,提升大一统的国家形象,继承有唐“以文治天下”的传统,亲撰《臣轨》,倡导“以道德化天下”,在中国官德教化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她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       

中华民族认同的历史形成：思想基础与认同目标

［摘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实现从“自在”向“自觉”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必然。实际上,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碰撞交融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史。中华民族认同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文化土壤之中,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用夏变夷”、“华夷一体”等观念和“仁”与“礼”等精神是古代各民族建构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因子。     

论中国单一制宪制的“大一统”特色

"大一统"文化将政治共识作为中央统一政权的基础,同时又承认地方的独立自主发展;它表现了"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这种特色是在历史演进中确立下来的。从历史中探寻"大一统"意识,可以发现,它和当代制宪学说中,有关政权结构形态正当性的"政治共识"存在着暗合与互补;由此,"大一统"作为文化底蕴在当代制宪中得到表达,成为我国国家结构形态构建的基础。     

权力结构、文化基因与行政诉讼制度变迁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仿形西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并取得积极成果,但终因“一元”政治权力结构和“法随权转”文化基因的解构,行政诉讼制度被整合重构:从作为制约行政权力、促进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利器变为扈从行政权力、保障控权集团利益的“合法化”手段.宋智敏博士的新著《从行政裁判院到行政法院——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正是系统诠释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整合重构的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