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岭南刘氏招揽士人,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逐步消灭境内军阀,建立南汉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君主宠任宦官,用刑残酷,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钅长)时期,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士人受到排斥,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南汉趋向灭亡。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东汉民间士人对地方社会政治的影响

东汉迎来我国古代民间士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数量大增。他们长期活跃于乡里,凭借博厚的学识与道德,树立一定的私人威望,在地方社会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民间士人平息乡讼、感化民众、普及教育,改善了社会风气、促进了文化发展,与官方道洽政治的教化目标相一致,有利于地方政治的平稳运作;另一方面,士人们努力保持人格与道义上的独立,或拒召不仕,或抗衡长吏,与官方野无遗贤的主导意识相冲突,客观上不利于地方政治的顺利运作。在地方社会与政治的有序运行过程中,民间士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前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在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运动前的半个世纪中,少数中国士人在注意到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西方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良法美意。起初,魏源等人主要进行客观的介绍。而早期维新派则对中西双方在政治制度方面优劣进行一定的对比,有的还提出师法西政的愿望。尽管他们对西方政情的理解和介绍只是局限于对若干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的粗浅勾画,然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长时段看,早期中国士人对西方政治的介绍和解读对后来的探索者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南汉刘氏族属平议

南汉主刘氏族属问题为南汉史研究关键部分。南汉奠基人刘谦父子,《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均有立传。然自日本学者藤田于本世纪20年代著文提出刘氏为大食后裔说后,族属问题一直悬疑至今。1989年《历史研究》始见刘美崧著文提出俚僚说作出回应,但论说粗糙,语多牵强。本文即针对两氏之说而发。文章分四部分,以事立论,兼评两氏持论之失。题为平议者,恢复旧史原说之意也。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判断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政治判断力。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指导思想的科学性与政党本身的先进性,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局势关系的新变迁、主动遵循中国与世界发展历史的新进阶、与时俱进开辟指导思想抵御风险挑战的新境界。在准确把握变与不变、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以直面问题的分析研判能力、历史主动的把局定势能力和理论创新的自觉自为能力,提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判断准度、政治判断高度和政治判断深度。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继续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增强外交领域的政治主动,担起百年大党的使命与担当,彰显百年大党的胸怀与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

当代世界因其地理意义而具有世界形式,但因其缺少政治意义而不具有真正的世界内容.具有世界形式但缺少世界内容的世界是一个未定的非秩序世界,因而仍然是一个"非世界".当代世界一直以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治哲学思维方式从国家观世界,试图将个别或少数国家意志强加给世界,这显然不能为世界秩序建构出一套公正合理的现实方案.与之不同,中国立足天下/世界的思维方式以世界观世界,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任何国家,也不试图以自己的意志同化整个世界,只是希望与世界各国一道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对当代世界格局的百年未有之变,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浪潮的日益涌动,面对国际冲突与矛盾的不断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世界各国在命运与共中合作共赢,是建构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可行方案,是当代世界的政治哲学.     

北魏道武帝时期的汉族士人

北魏道武帝取代后燕统治中原之后,引用了一批汉族士人进入政权.从汉族士人的仕宦情况来看,尽管北魏政府在汉族士人的参与下有了初步的制度建设,但其基本架构却是以实现和维护代北集团的利益为宗旨,北族传统的政治模式在制度建设中势必居主要地位.尽管在吸收汉族士人方面北魏君主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但以文化见长的汉儒实际上缺乏发挥其才能、提升其地位的空间.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论清初“新士人”在明清政治文化承接中的重要作用

“新士人”是指出生于明末清初,未曾入仕于明朝而为清廷效力的新的士人群体。他们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饱尝了民间疾苦,继承了明末士人的文化理念,并萌生了拯世救人的志向,在清朝士而人仕,他们的出现使清初文化风气为之一变,由哀怨凄厉转为平和中允、清明广大,更为盛世文人的华丽出场作好了铺垫。     

“通儒”概念演变与中古士人身份的转型

通儒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最早在汉代提出时带有通经和致用两方面内涵,可惜在尊经崇学的中古时代很少有大儒去践实和发挥其中的务实之举。安史之乱以后,在盛唐文儒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既有博通经史的学识,又有入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美德,在特定的时代用自己的政务能力支撑起通儒识时务、达政体的特征。中唐通儒把思想层面的道统复兴和现实意义中的强国之愿统一起来,承担起礼制重建、经济重振、文化重整等方面的重任,在政治文化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上开启近世之变。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五代士人群体特征初探

五代为右武之世,重武轻文的社会环境使五代士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从政素质也相对低下.社会剧变导致士人节操观念淡薄,历仕多主、多朝者众多.他们谨慎地游离在政权核心之外,以务实权变之人生态度,在五代历史发展和延续中发挥自身作用.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孔融与曹操的士人意识及其冲突

孔融与曹操,原先都是地道的士人,具有通共的士人意识,因个性及其学说的不同,政治军事的经营分判了成败,曹操上升为政治领袖,孔融还原为大名士。在互为需要的境况下,曹操需要孔融充当他的政治点缀,孔融需要借助曹操阵营作生存基点,两人形成了暂时的合作。曹操统一北方后,逐渐淡化了对孔融的需要,孔融则为保全自己名士领袖的地位,以名士风度对曹操进行了批判,最终彼此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