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神韵说论评

乾隆年间,正当对王渔洋及其神韵说毁誉不一、争论纷纭的时候,诗人、学者翁方纲来山东任提学使,他对这场争论说了几句引入注意的话。他说:“至于严沧浪之论诗,上接王官遗意,先生(指王渔洋)盖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概千载诗家也”(《渔洋诗髓论》)。这里称渔洋的神韵说是对严沧浪、司空图论诗学说的“偶借拈之”固然不妥,但是他认为神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渔洋与禅宗

峨眉山万年寺弥陀龛联曰:“愿将佛手双垂下,摩得人心一样平”。佛陀之手虽则未能把人心摩得一如平镜,但佛教、特别是禅宗对中国古代士人心态、文学艺术的深刻影响,却是几无疑议的共识。本文试图弄清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王渔洋近佛言禅的深层必然性;禅宗对王渔洋诗论、尤其是对他的神韵说的影响。     

王渔洋词论初探

王渔洋以“神韵”说驰名骚坛。从顺治末至康熙年间“主持风雅数十年”(《清史稿》卷二六六)。人们对渔洋多关注其诗论,而其词论成就遂被掩盖。其实,渔洋论词颇有心得,特别是他在古广陵扬州任上,“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居易录》记吴梅村语);以渔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词人群体,广陵词坛繁荣一时。他们填词论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词学主张,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了相当影响,于清词、清词论的全面振兴有着先声之功。本文拟就渔洋词论作初步探索。     

王渔洋与明遗民诗人姜埰的交往

从有关资料看,王渔洋与姜埰有过一次交往,并由姜埰给王渔洋的赠诗,引出了清初批评王渔洋“清秀李于麟”的诗学话题;这一话题又与王渔洋后来对姜埰“遗命宣州”的批评有关.王渔洋对姜埰的批评,反映出王渔洋后期对明遗民诗人的日渐疏离.     

扬州烟月·神韵·神韵诗——王渔洋诗歌、诗论一瞥

“文章江左,烟月扬州”,这是王渔洋借用明人徐祯卿的一句话对自己在扬州文学活动的总结。渔洋初入仕任扬州推官,在扬州的五年,他写下的诗歌几占一生创作的四分之一;他那风靡一时,以至影响及有清一代的“神韵”诗论乃是在这里初倡;他全部词作的绝大部分也产生在扬州。可以这么说,王渔洋之所以能够主盟康熙朝诗坛数十年,与其在扬州打下的坚实创作基础是分不开的。因此,对其扬州这一段单独予以考察,对全面把握这位清初大诗人,公允地理解其“神韵”说的内涵以及在创作中的表现,无疑是有益的。     

王士禛学术讨论会综述

1989年10月20日到23日在山东省桓台县举行了“王士禛学术讨论会”暨“山东古典文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与会代表近80人,提交论文近20篇。桓台新城是清初著名诗人、文论家王渔洋的故乡,在这里举行这一学术活动,居住在他曾生活过的土地上,与他的乡人后人相处,使研究活动更富亲切感。王渔洋主盟清初诗坛数十年,被誉为“一代文宗”,诗作有三千首,他所倡导的“神韵”诗论影响所及达百年之久。但解放后出的几本文学史,评介他的篇幅都不过两页左右,认为他的诗“总的倾向则是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因此评价较低。这次与会代表几乎一致为渔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抱不平,倡议加强研究。下面试分条对这次会议的论文及有     

禅学理念与王维山水诗创作手法

我国古典诗歌理论,自中唐以后,便以崇尚写意、追求韵味与情致为最高的艺术境界。皎然首倡“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说,继而司空图要求诗歌要有“言外之致,味外之旨”,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高;严羽论诗以“妙悟”相标榜,清人王渔洋则又发展为“神韵说”,认为“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当这些诗论家们大力发展和完善这一诗歌理论时,王维以推出他的那些充满了“禅趣”的山水诗,被这些理论家们推崇备至。陆时雍在其《诗镜总论》中云:“世以李杜为大     

《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

王渔洋诗学在《四库全书总目》诗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集部中引述王渔洋之说多达二百余条,其许多诗学观点都与王渔洋诗学有密切的关系。《总目》第一次站在学术史和清代诗歌史的高度,对王渔洋诗学进行全面的总结,指出了其以“神韵”为核心的诗学理论诞生的历史必然和时代意义,分析了王渔洋诗歌的渊源所自、创作特征和末派流弊,并对王渔洋、赵执信的诗学论争进行了评述。分析《总目》诗学批评与王渔洋诗学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总目》诗学批评与清代诗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从《花草蒙拾》看王渔洋词论与诗论之关系

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影响极大，而其词论却相对淹而不彰，有论者以为王渔洋的神韵诗论形成在先，进而影响了其词论；而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笔者通过对王渔洋词论专著《花草蒙拾》成书时间和内容论点的考察，参以王渔洋扬州五年的文学活动，发现渔洋词论和诗论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影响，二者共同推动了王渔洋神韵论的丰富和深化。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陈尚君一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论黄庭坚的诗论及其创作

黄庭坚是宋代著名诗人。他的诗在当时以及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获得不少人的好评。苏东坡说他“瑰玮之文,妙绝当世”,罗大经、吴之振等称赞他的诗能“自成一家”,刘后村尊之为“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连道学家朱熹也说:“山谷诗忒(太)好了”,而田雯、王渔洋和方东树等更许以“凌跨百代”,“独步千古”,可以和杜甫相媲美。但也有些评论家如张戒、王若虚、胡应麟、钱谦益、王应奎等把他贬得很低,甚至斥之为邪门歪道。确实“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解放以后,虽曾有     

顾炎武《赋得秋柳》诗新解

顾炎武《赋得秋柳》一诗,学术界历来以唱和王渔洋《秋柳》四章为主导观点,也一向认为此诗主旨是寄意永历帝。本文对顾炎武同时在济南创作的四首诗作综合分析,认为此诗非唱和渔洋,是受徐夜秋柳诗的影响而作;该诗的主旨乃是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人俘虏的德王朱由枢,并进而表达亡国之悲。此诗的解读有助于对王渔洋《秋柳》四章的理解。     

渔洋诗得失管见

一、 清朝康熙年间的诗坛,王渔洋执其牛耳,主持风雅数十年,“词客名成多弟子,宫人口熟半诗篇”(《愚山先生集》卷四十一),海内士子无不诵习渔洋山人集,几乎家置一集。其标举“神韵”说诗笼罩前清诗苑。     

金圣叹律诗分解说探析

穷困潦倒的金圣叹穷尽力气要评点六部“才子书”,但仅完成了《水浒》、《西厢》便绝命于“哭庙案”,临终前有“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如何”的诗句,看来他的唐诗分解是意外的收获,对此他颇有些自负:《与徐子能增》中说:“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经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謋然而已解也。”他认为诗的分解是很重要的,《唱经堂杜诗解》中《赠李白》一诗的注释说:“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与顾掌丸》中有:“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之严,真是一字不可得添,一字不可得减也。如使不分,     

伊应鼎与《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

《渔洋山人精华录》是清朝“一代诗宗”王渔洋众多著述中流传最广的一部，清人对此书多有研讨，其中伊应鼎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就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然此书自乾隆年间刊刻以来未能引起学人的足够重视，故而流传不广。文章对伊应鼎生平及刊刻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的因由作了初步考订，并概述了伊应鼎诗评的特点，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的重视。     

谈荀子的“法先王”和“法后王”

<正>《荀子》一书中有“法先王”、“法后王”两种主张,有时,竟是两种说法一简并出.单从字面上看,这无疑是一种矛盾.加之荀子“后王”的确指,他又不曾明确说出,弄得后来读《荀》者莫衷一是.杨倞认为,“后王,当今之王”、“近时之王也”.清代刘台拱、王念孙不同意杨倞的看法,认为后王当指文、武.刘师培又另有主张,认为: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苏轼把韩愈改变诗格和颜真卿的破坏传统书法相提并论,而对杜诗、韩文、颜书又都称之为“集大成”的成就。他既对旧传统的破坏表示惋惜,又对这些作者的卓越创造表示敬佩。他的思想矛盾,反映了这个问题内在的辩证关系。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然要对原来形态有所改变,不可能原封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