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记忆的展示、保护与实践

21世纪初至今的十余年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的学术名词。它的出现为民俗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学术平台,同时也影响并重构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在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学者、民众形成了三股力量,地方政府通过文化展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政治经济资源,重构地域文化记忆;学者积极参与并推动非遗保护,他们重视地域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追求文化记忆保护的完整性与文化本真性,另外由于理论知识体系与地方知识系统不对接,会将一些地方文化经验屏蔽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系统之外;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与实践者,他们因为文化身份与文化角色不同,可以分为传承人与普通民众,传承人是地方文化记忆传承的灵魂人物,他们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改变了文化身份,对地域文化建设会有一定影响,但地方知识话语很难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普通民众而言,则在文化我者/他者之间变换不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特殊性,希望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观照到不同力量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与价值,从而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     

文化传播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以纽科姆的ABX模式为分析框架,指出我国文化生态的包容性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缘起,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要件,因而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决定马克思主义必然中国化、大众化.当前大众文化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契机,然而要抓住此契机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话语转化,将其尽快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民众助推机制研究

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愈演愈烈,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相比其他很多国家,我们的文化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还比较落后,且传播途径较为狭窄。网络的普及为普通民众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从增强民众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搭建以互联网为主的传播平台并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以及引入激励和引导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入手,将构建一个民众助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常态机制。     

山寨文化协调与冲突的二重性分析

山寨文化的兴起是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文化的差异性分析山寨文化协调与冲突二重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预测山寨文化的发展趋势是走出山寨,为山寨文化分析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山寨”文化与知识产权保护

＂山寨＂最早出现在IT行业,是民间对某些知名品牌的低成本仿制。有人认为它只是简单的模仿,有人则肯定其中包含的创新成份。无论人们对待山寨文化处于何种态度,它在当今中国社会上流行、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不可否认的。关于山寨文化的不同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从当事人的观点”——换一个角度看民间欣赏二人转

＂他们＂即普通民众与＂我们＂即精英知识分子和文化官员看二人转的文艺观念是不同的：＂我们＂从认识、教育和审美的角度看二人转和看＂他们＂看二人转;＂他们＂则是从他们的情感需要看二人转。＂从当事人的观点＂看,＂他们＂在二人转的观赏中,既获得了情感的宣泄,又获得了情感的欢乐。二人转虽然在表演上有粗鄙、粗俗、粗陋的东西,但是＂他们＂所得的并非是这些,而是经由这些观赏得到了情感的释放和欢乐。     

从传播主体的差异探寻广西凭祥市壮族山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广西凭祥市壮族山歌文化的传播现状和传播内容因当地政府部门、商家团体、学者文人、歌师歌手和普通民众等不同传播主体的参与,使其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商业经济利益的诉求、民族文化传承的责任使命和民间日常生活及情感表达的多声部交响。主流意识形态、商业经济利益等外力的影响起到或制约或推动的作用,它们对于山歌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都是表面的和浅层的,深层的动力源泉却是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壮族广大的普通民众身上。山歌文化只有深深扎根于民间,从普通民众中汲取源头活水,才能枝繁叶茂。     

所谓山寨、山寨产品、山寨文化及其它

"山寨产品"这个名字源于"山寨手机",最初出现在物质消费领域。"山寨"与手机的结合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给势力逐渐壮大的"草根"势力一个出口,使他们通过"山寨"这个新生词来表达他们对权威和传统的反抗。而"山寨"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机会是由于手机与时尚的结合。因此我们获得了"山寨"—"山寨产品"—"山寨文化"这样一个逻辑发展序列,其中在"山寨文化"中,我们进一步将其细分为"产品山寨文化"和"社会山寨文化"。     

媒介形态嬗变与话语霸权的转移

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利益竞争和权力争夺的战场,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战场,这是因为话语与权力和利益密不可分——权力需要话语的传播与维护,而话语则需要权力作为其保障: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凸显和巩固主流话语霸权,进而获得其自身利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话语霸权(主导话语权)发生了一系列变换与更迭,即由人类早期口语媒介时代的"老人话语霸权"、书写媒介时代的"贵族话语霸权"、印刷媒介时代的"资本话语霸权",发展到现代电子媒介时代(特别是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民主话语霸权"。这是必然的,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嬗变(不同媒介形态具有不同的媒介偏向性)所必然决定的。     

“山寨文化”的后现代性指涉

凭借传统思维和话语解释，加剧了“山寨文化”的混沌。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山寨文化”不拘于形式，对“可能性”尽情演绎，其中蕴含着隐蔽的自由精神追求。“山寨文化”在思想和实践中为实现模仿的逻辑与行为从分裂状态走向一致性而努力。这种努力在指向对现代性决裂的同时又与现代性相偎依；在喧嚣中拥有广大从众基础的同时，又刺激了人们对其的消费欲望。     

论“山寨现象”中知识产权法的适用

＂山寨现象＂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模糊,给一向讲求研究对象确定的法学研究带了巨大困难。对＂山寨现象＂进行法律分析时,需要把握＂权利存在争议＂的标准,厘清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语境下的＂山寨现象＂。知识产权法对＂山寨现象＂的适用总体上看要遵循利益平衡原则。对于＂山寨现象＂的核心特征＂模仿＂,需要从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的角度具体分析,辨明模仿与侵权的认定标准。     

庄子的言说与中国话语的构建

从庄子对世界本质（＂道＂）的认识和语言的态度与他独特的言说方式（＂三言＂）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庄子的言说方式对中国的话语传统具有深远影响,对中国固有文化规则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与西方传统及当代话语模式有着根本区别。我们有必要努力发掘自己的文化和话语规则,实现话语分析在中国的文化转向,建构真正的当代中国话语。     

互联网思维重构中国政治文化

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方法、规则和精神,日益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影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互联网思维强调开放透明、参与协作、去中心化,有助于政治主体平等交往。在互联网上,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高了普通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互联网思维使民众学会理性温和地处理问题,促使公民的政治情感日益趋向温和。互联网思维使政治过程走向平等开放和随机互动,使政治活动日益增大透明度,推动政治主体理性温和地评价政治事务。互联网思维有助于增强自主理念,巩固参与意识,塑造互动文化,深化法治思维,建设开放透明的中国政治文化。互联网思维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进而促进公平法治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知识产权合理保护视野下的“山寨”

当山寨已成为一种文化而风靡各个领域时,其合法性问题也同样备受瞩目。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制度为各类山寨划清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自主创新、利益平衡机制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是划线时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     

基于军事文化的大别山区山寨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军事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军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军事文化与旅游产品开发的结合将会形成军事题材的专项旅游产品,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需求。文章详细梳理了军事景观的类型,并在对大别山区山寨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军事文化为主题的大别山山寨旅游产品开发模式,具体体现在对古代＂义军文化的挖掘＂、对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的传承以及现代军事文化的注入,以提升大别山旅游产品的内涵。     

基于旅游文化视角的旅游主体话语研究

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人＂是文化的核心。旅游主体在旅游文化及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高质量的旅游主体话语能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文中阐述了旅游话语的分类及定义。旅游主体话语包括旅游者话语和导游话语。旅游者话语细分为有形话语与无形话语。导游话语细分为口头话语、书面话语及态势话语。本文基于旅游主体话语语料,对旅游主体话语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分类与研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知识产权合理保护视野下的“山寨”

当山寨已成为一种文化而风靡各个领域时，其合法性问题也同样备受瞩目。知识产权的合理保护制度为各类山寨划清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自主创新、利益平衡机制和文化多样性保护是划线时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     

山寨文化——网络语境下的中国式狂欢

山寨文化是一种在山寨产品影响下产生的、主要基于网络媒体的、大众化的、非主流的、具有嘲谑和创新性质的流行文化形态,它具有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化性质。因此,山寨文化的出现乃是网络语境下中国人狂欢精神的复苏与回归。这种复苏与回归,具有令国人狂欢精神不致因长期压抑而被扭曲异化,为官方与民间、主流与非主流文化之间提供一种对话方式,打破庙堂语境下的“一言堂”话语模式,促进社会文化和文化创新主体的多元化等重要现实意义。     

从权利到治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话语转向

综观国内的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多持一种权利话语,视公共文化服务为民众应该享受的一种文化权利。作为人权概念范畴下的文化权利一词,在西方语境中的表达与运用有其相应的规定性和指向性。如果我们未加明确和限定地加以运用,反而会带来学术研究的一种视野遮蔽,忽略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意蕴。公共文化服务不仅仅关涉文化权利问题,其所内含的独特属性,涉及文化与权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关乎治理话语的议题。因而,在权利话语之外,需要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从权利向治理的话语转向。     

从“山寨”新义看词汇发展

近段时期＂山寨X＂词族非常流行,在百度中输入＂山寨＂能查到5000多万条和＂山寨＂有关的信息,其中大多数属于＂山寨X＂词族。但此处＂山寨＂的意义同它的本义已经相去甚远。＂山寨＂产生了新的语义——仿冒、伪造的,而且在这一语义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更为丰富的语义。通过对＂山寨＂新义的来源、＂山寨X＂所形成的语义场、＂山寨＂新义的语义层次、＂山寨＂的词性、＂山寨＂进入副名结构＂很X＂、以及＂山寨＂进入的不同语模等各种语言现象进行探讨,可以窥探社会状况和语言本身的规律对词汇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