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背景下中国户籍婚配模式研究

有关婚配模式的理论认为,影响人们择偶选择的主要因素有婚配双方所拥有的资源量、人们在婚姻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否有利于后代的繁殖以及诸多先赋因素（如地域、种族）等。文章认为,尽管人们在地域上的远近程度制约着人们择偶的范围,但是这种限制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会逐渐减小。文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配偶之间的户籍配对存在高度相关,但这种相关性由于人们初婚时间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初婚时间的推移,配偶双方中都是本地户籍的概率在迅速减小,而配偶双方是异地户籍的概率在明显增加。在当今社会,户籍因素对人们择偶的限制在逐渐减小。     

浪漫爱的追求:渐行渐远?

通过对上海、兰州城乡2200个样本的概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社会分化加剧、各种风险加大的今天,大多数人对婚姻的基本要求仍以稳定、长久为主导,多数人并不信奉"爱情至上",但也并非崇尚"物质至上";传统的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婚配模式已显著松动,年龄、婚史、收入等"现实条件"在择偶双方情投意合时也更少地成为阻碍力."浪漫爱渐行渐远"的判断未在本研究中得到证实.分析结果表明,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教育程度较高者以及女性更少认同"找对象时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其他条件都可以不考虑",但这未必表明他们对浪漫爱的追求更少,而只是说明他们在择偶时更慎重、理性.     

近代之前初婚年龄的制度类型及功能考察

中国近代之前有多种初婚年龄制度或标准,其功能有别.男30而娶、女20而嫁这一古礼婚龄与社会实际和民众期望有较大差距,引导和约束效果有限,但男20而冠、女15而笄这一冠笄婚龄在后世有较大导向作用.春秋以来至隋唐时期,因时而变、且较古礼婚龄、冠笄婚龄为低的政策婚龄对民众婚姻缔结有较大影响.宋元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法定婚龄成为主导,客观上讲,它与民众的适时婚配的愿望是比较接近的,但其对民众婚姻实际约束力不大.在民间社会中,各地百姓遵循着具有较强地方特色的惯习婚龄.     

婚姻匹配竞争是房价高涨的推手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适婚人群性别失配与房价高位波动双重背景下,厘清婚配竞争对住房市场的多重效应是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首先,基于经典信号理论模型构建了有无住房信号、男女均衡失衡双重对照的婚姻匹配模型;其次,使用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空间数据检验了房价波动背后婚配竞争的推动作用;最后,探讨了婚配竞争对住房价格溢出效应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规律。研究发现：空间溢出视角下婚配竞争加剧是住房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婚配竞争对本地及邻地的房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婚配竞争对房价的影响随城市空间区位与时间区间的变化而呈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破解我国高房价之困、提高住房调控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化解性别失衡及婚配竞争加剧带来的社会问题等意义重大。     

古典时代雅典的婚配模式探析

在古典时期的雅典,两性结婚年龄有很大的不同,男性在三十岁左右,女性则是十四五岁.婚配双方年龄差别很大,丈夫年龄几乎是妻子年龄的两倍.在雅典家族内部通婚比较多,女继承人的婚配是典型的家族内部通婚模式.除了家族内部通婚外,在同等的社会阶层内部婚配也很常见.在伯里克利颁布了公民权法令之后,在公民集体内部选择婚配对象成为公民婚配时的首要选择.     

我省妇女初婚年龄问题初探

1988年7月1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组织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贵州省计划生育工作部门组织人员采取随机不等概率在全省共抽样本75888人,被调查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2.47‰,调查内容包括已婚妇女的婚姻、文化程度、职业、生育、节育等若干项目。本文根据这次抽样调查的结果《贵州省生育节育抽样调查（2.47‰）机器汇总数据汇编》提供的1980—1988年贵州省妇女的初婚年龄等数据、对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同文化程度,职业状况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现代化进程中的姻亲关系审视

人类的亲缘关系是围绕亲属制度而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相对于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而存在的一种亲属关系,它是人类社会最原初和最基本的构成关系。亲缘关系既包括由生育带来的血亲群体,也包括由婚配带来的姻亲群体。姻亲关系是以配偶为中介,本人与配偶的直系或旁系血亲之间的亲属关系。姻亲关系作为亲缘关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生命历程、社会经济地位与生育性别偏好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探讨了生命历程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对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村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男孩偏好,城市居民的性别偏好受到了生命历程、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处在主要生育期(25—34岁)的人有着更加强烈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研究发现同时表明,随着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的提高,女孩倾向越来越明显,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生育观念和性别观念。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男孩倾向已经大大弱化,这表明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的变化,农村户籍居民的生育观念也在发生转变。     

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与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基于Neumark方法的分解

国内有关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研究着重强调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作用,而忽视了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Neumark分解研究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对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城乡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由个体特征所导致的工资差异占71.47%,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所引起的工资差异占17.53%,而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占11.00%。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前劳动力市场教育歧视的作用,才能准确地估计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所导致的城乡劳动力工资差异。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宏观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变化

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亲属关系仍然是城市居民核心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网的亲属构成中,配偶相对于父母、子女相对于兄弟姐妹的地位更加重要;朋友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占有突出的中心位置;同事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关系。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变化是中国宏观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直接反映。     

养老模式选择: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基于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

本研究运用2007年中国公民价值观调查的问卷调查数据资料和访谈资料,从养儿防老观、老年幸福观以及福利消费观三个纬度探讨了现代社会下我国公民养老模式观念的变化,并分析了其价值观转变的原因。研究发现,当今我国养老模式是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本研究最后从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区域层次定位了其养老模式的选择。     

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调查"和个案访谈资料,探讨流动儿童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比例为88.13%,低于户籍儿童的94.86%和留守儿童的94.71%。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不及后两类儿童的50%。这透视出,制度因素(主要指户籍地点)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即通过户籍儿童优先的政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降低其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家庭资本也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就读学校性质。通常,文化资本多的家庭更会争取让孩子进入教学质量较高的公立学校就读,社会资本多的家庭通过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制度排斥的程度,因此二者可显著提升流动儿童就读公立学校的概率。受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少及义务教育免费性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对家庭资源的稀释程度极弱,故其对就读学校性质的影响不显著。     

关于西北(宁夏)地区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的考察

随着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心理、人生观、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方向的不安.本调查依据此现状和社会现实,以大学生职业意识变化为背景,对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和将来的职业动向进行了研究.为此,本研究从各角度,对宁夏地区三所大学的在校男女大学生,就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用价值尺度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了探讨大学生对工作的认识,将发放的问卷调查表汇总统计,并将男女大学生共通的8项高负荷的项目选出进行了因子分析.     

试论社会转型对生活方式和心理经验的影响

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这种转型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转型,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转型,社会的转型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和心理经验,而生活方式和心理经验的变化又会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交往方式、文化表达方式、生活节奏、时间观念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

围绕着性别与阶级建构议题,本文利用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女性阶级位置与阶级意识的获得.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客观阶级位置获得受到来自自身与配偶阶级位置的双重影响,主观阶级位置则强烈表现为对丈夫阶级位置的依附,但是在阶级意识方面,女性表现出自主性的回归.研究结果同时表明,传统社会分层理论将阶级超越性别之上,忽视性别机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作用显然不利于更深入的揭示社会分层体系的建构;而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者则在对传统分层理论的批判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女性的阶级位置获得完全剥离家庭与配偶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的"脱嵌"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的阶层分化及生活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和2006年的调查资料,比较分析了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收入分配以及生活幸福感等方面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知青和非知青在阶层分化和收入分配均没有显著影响,但知青比非知青的生活幸福感程度要低;另外,在知青群体内部,返城时间是他们的阶层分化和生活幸福感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也是知青和非知青生活幸福感差异的主要原因.     

城市低龄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建邺区为例

本研究以低龄空巢老人为调查对象,调查发现:低龄老人失落感与孤独感较低,心理状况较好;低龄空巢老人与低龄非空巢老人在失落感和孤独感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次序分析,发现与配偶居住情况、与子女关系等因素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影响显著,而是否空巢、其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因素均未对低龄老人心理状况产生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低龄老人对于子女的精神养老需求较低。而对于精神养老而言,更应该强调对无配偶同住的老人进行必要的关心;强调子女与老人的关系,而不是强调老人与子女居住状况。     

人工智能职业替代与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增强，而职业智能化可替代性的变化会影响微观个体的金融资产投资行为。本文将Frey&Osborne(2017)计算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概率的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相匹配，考察个体职业受到人工智能冲击概率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家庭户主职业受人工智能冲击较大时，家庭更倾向于不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并且保持更高的储蓄率，该影响主要存在于户主为男性、低教育、年轻组以及农业户籍的家庭中。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经济脆弱性即落入社会贫困线以下的概率、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的参与度是职业替代率影响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行为的可能途径，职业可替代性更强的家庭面临更大的经济脆弱性、更少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保障，具有更保守的投资偏好，降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本文首次提供了人工智能职业替代对家庭金融不平等影响的直接证据，对我国在新技术冲击下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