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如何理解 ,历来存在各种争论。着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 ,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向视角 ,是确立亚细亚生产方式逻辑定位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关系到中国历史的性质与未来走向,涉及到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对它们的思考与回答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亚细亚生产方式又分为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两者因土地归属不同而各有特点,前者民主,后者专制。结合古代历史,得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即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封建制——更完备的次生形态;被广泛接受的秦汉至明清的"封建"社会亦属广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第一种人类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继而实现共产主义。     

马克思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科学扬弃

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科学揭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区分了史前社会的公社和东方社会的村社的不同性质 ,纠正了把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原生形态位置的错误认识 ,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中国国情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的根源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其影响的长期存在是中国的根本国情,这一根本国情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发展规律,而且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纲领、社会制度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历史阶段理论中的两个范畴系列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歧极大的各种解释,都涉及到《序言》中几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序列”说故然不能自圆其说,而近年来兴起的“并列”说却也难以成立。在“序列”说中出现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原因在于将《序言》中的范畴系列与以劳动为视角的奴隶制、农奴制等范畴系列简单混同,并以后者为对应标准来解释前者所致。其实,在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理论中,这是在考察角度、理论意图、研究方法、理论内涵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别的两个系列范畴,不应简单等同或置换。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它各范畴,在理论上的“序列”关系,是在人类历史范围内成立的,所反映的是发展次序而非自然次序,其理论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框架下，中圆形成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专制集权政治为特点的宗法等级社会。并且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从这样的国情出发，分析中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层次原因以厦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叉。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李约瑟难题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理论思考 ,为解决李约瑟难题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基础。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李约瑟难题”式的历史命运。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落后国家的发展

研究非西方落后国家具体的社会历史,探求造成其不发达状态的根本原因,开辟符合非西方落后国家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并非丝毫没有涉及西方以外的社会发展问题;实际上,马克思始终没有放弃对非西方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具体分析东方社会历史的一个可贵尝试。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郭沫若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的形成与反响辨析

在郭沫若的认知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他在实际处理中的化约思维和做法存在明显二重性。有消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忽视中国社会特殊性、论据单一等不足。郭沫若的观点招致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方的贬损、曲解。托派借助亚细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进而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郭沫若观点的主要分歧基本限定在学术层面。郭沫若“沉默”应对外界批评,并非认同他者观点,亦非外部条件干预下的被动选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辩中充斥的盲从域外学者、宣扬国情特殊论等倾向,与郭沫若治唯物史观史学的旨趣相悖,应是他“回避”对话的主要原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关于它的论争由来已久。侯外庐先生继承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的统绪,并以之为理论基础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从而得出了“亚细亚的古代”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的结论。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

"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谓马克思历史观领域中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后人就对这一概念和理论存在争议。20世纪上半叶,中日学术界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通过这次论战,促进了中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较前更多的传播。     

论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兼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之变迁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撰写几篇有关“新亚细亚主义”的章,以其崭新的观点,严肃地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之本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与欺骗性,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中心内涵是亚洲各民族自决、平等联合,积极反对侵略,以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正确认识中国的“新亚细亚主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根本区别,有利于当今亚洲人民的合作与发展。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问题的儒家正义论思考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本义是指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即原始社会。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并不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叙事,而是普遍主义的叙事;不是一个共时性概念,而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就其普遍性而论,作为归纳诸多不同民族历史的一种抽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与“专制”的结合,它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也不应当简单对应,既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前的封建制度,也不能简单对应于“周秦之变”以后的帝制。就其历时性而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形态和未来形态。根据儒家正义论的原理,寻求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道路。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读——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规定

20世纪有一个论争不断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人们为此费了多少心思,发了多少议论,但终不得其解。我本人也曾长期陷于此题的猜解,一度甚至觉得有了答案,并由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有所认识。最近,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矛盾,在对其历史的考察中,不能不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有了新的感悟,发现是后人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读,才有了本不该有的论争。而这种误读,恰恰表明研究方法上的诸多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回到"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兼与段忠桥、赵家祥二位教授商榷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确实提出过五形态理论,但这一社会形态理论仅只适用于欧洲社会演进的模式,而不能把这一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社会,不能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三者之间是前后依次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因为,此时的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已发生变化,已把它区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即在狭义和广义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原生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经历的历史阶段。除了提出适合于欧洲社会演进模式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提出了真正适合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三形态理论"。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之我见——也谈苏联教科书问题

马克思社会形态问题成为一个横跨三个世纪的公案,而三形态还是五形态时至今日也无统一说法;而笔者要表明,第一,三形态与五形态不是绝对的对立物。第二,三形态与五形态是方法与结论的统一。第三,在内容上也是统一的;对于苏联教科书必须承认它确实存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足,但问题不完全在教科书上,而是在我们的方法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