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的价值和问题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度化是指政府对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方式。理性的公民参与对维护政策合法性、制约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补救官僚回应性缺失、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率等具有重要价值。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作为一项集体行动,也会遭遇到参与非职业性以及参与成本、观念等困境。理性思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问题,在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中国显得格外有意义。     

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     

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参与的条件

公共理性作为公民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是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条件。因为公共理性的内容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为公民政策参与提供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使生活在多元社会中的公民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的相互性原则能够建构参与者间平等互信的交往关系,能够创造全体公民共享的公共生活规则。然而,由于公共理性的界限不甚明晰、公民话语表述能力的不足、公民的公共精神的偏离使公民在政策参与中的公共理性难以实现。为此,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公民教育、学校的美德教育和不断的政策参与实践过程培养公民的公共理性,从而以具有公共理性的公民行动提升政策参与的有效性和政策产品的民主性。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

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扩大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并存、自主性与被动性并存、实质性与形式性并存、理性与非理性并存、微观参与多于宏观参与、执行参与多于决策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需要着力健全参与制度、拓宽参与渠道、培育社会组织、提高公民素质、重塑政治文化。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同理论视角下的社区自组织研究综述

社区自组织研究是当前社区研究的前沿课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主要探索了社区自组织生长、发展的背景,培育、发展路径等;新制度主义理论则强调自组织机制对秩序和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治理理论则揭示了社区治理内在地要求社区自组织的生长,进而成为新的治理工具.总而言之,社区自组织正成为社区建社的一种新方向.     

社群主义视域中的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然而目前我国政策执行的理论和实践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从社群主义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我国政策执行的重大意义。以社群主义为研究视域,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社会在政策执行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论社会凝聚与文化逻辑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话语中,在诸多专家学者的著述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四分已然定格,而这一“四分说”却存在概念混淆和言语逻辑误区.社会只能与国家、市场并列而分立,属实体名词,政治、经济、文化则属功能性的附属名词.而社会,包含着亲友社群和公民社会的双层结构,其凝聚的根本力量是文化逻辑.概念混淆与言语逻辑误区,对社会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意义发生了严重遮蔽.事实上,当下中国改革的瓶颈正是文化逻辑混乱.因此,本文提出:社会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本质意蕴是再启蒙,继30余年来先行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发育之后的应当是文化建构和社会培育,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培育,以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真正步入理性推进的轨道.     

从伦理学视角看民间组织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民间组织蓬勃兴起,对社会产生重要的精神影响、文化影响和规则影响.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民间组织不仅是满足当前社会需求的一种工具,它更有助于社会公共精神的培育、促进公民之间的理性交往、有助于形成诚信友爱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公德,从而实现社会价值的理性回归,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政治文明建设中培育公民意识的观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界面,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其基础是人的建设,是充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明确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的培育.所谓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在本质上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主制度供给与公民精神化育

由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供给与公民文化培育之问不相协调的时滞效应,因此,在公民观念淡薄、公民精神缺乏与制度供给不足并存的现状下,应该通过完善和创新制度,在民主制度供给下使公民在嵌入式的政治参与实践中养成公民精神,以期民主制度在公民精神的关照下得到更加理性的建构.为此,当下应该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培育公民社会,推进和创新基层民主,在民主制度建构中化育公民精神,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政治文明视域中新社会阶层话语权问题的理性审视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速,必然带来社会话语权的分化与重置.新社会阶层谋求话语权的诉求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其进行理性引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良性发展的必要支撑.当前,新阶层话语权诉求呈现出主体能力较强、权利意识强烈以及话语诉求多元、话语方向可塑等一系列特点.同时,其话语权实现也面临组织保障缺乏,制度保障不完善,政治文化环境不利以及面临强势话语挤压等一系列障碍.从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理性引导新阶层话语权的合理实现,主要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扶持公民社会发育,培育现代性公民文化和构建公共能量场,实现各阶层话语权均衡等方面着手.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中的公民参与

委托代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为公民参与廉政政策的执行监督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在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廉政政策执行监督仍存在着参与渠道不足、公民参与的合法权利难以保障、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文化落后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对上述问题的有效治理,将促使我国廉政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和健全。     

论托克维尔民主心灵习性理论的现代政治价值——对我国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若干启示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对其所在年代的美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与政治参与方式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将之总结为其根源在于美国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形成的民主心灵习性.本文首先基于政治心理学视角对托克维尔的民主心灵习性理论内涵进行系统阐述,指出所谓公民的民主心灵习性本质上即是公民的一种民主政治心理习惯;其次,运用政治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民主心灵习性予以理论解构,指出其应由公民的政治参与人格、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认知、政治参与记忆、政治参与知觉、政治参与情感、政治参与认同七个要素构成;最后根据勒温的场论与前述民主心灵习性的理论内涵,指出可基于下述两个方面培育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观:一是构建公民理性政治参与的心理结构,具体包括政治参与人格的培育、政治参与态度的树立、政治参与认知的提高、政治参与记忆的沉淀、政治参与知觉的培育、政治参与情感的培育与政治参与认同的确立;二是构建公民的理性政治参与行为情境,具体内容包括公民政治参与制度环境的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环境的培育与公民政治参与社会环境的培育.     

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运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论析

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力源泉之一,也是社会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当前,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具有可行性。但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存在着对公民主体资格认识不清、公民话语权缺失、公民能力有待提高、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完善等障碍。今后,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公民能力的基础上,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为突破口,是践行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     

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合作治理研究——以广州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为个案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它们无法按照单一秩序的要求行事.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了"单中心"政策执行模式的社会成本,考虑到公民的政策需求并不是固定和一致的,因此,依靠单个政策执行主体的努力无法改善政策执行的效果.合作治理的行动机制是通过达成共识建立互信,在"正和博弈"中求得共赢.出于减少社会成本的考虑,我们需要开展合作治理,唤醒和维持这些行动主体的合作意识,促使它们围绕社会政策的执行自我组织起来,通过积极参与降低社会成本.所以,通过赋予它们自主权和参与权有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改善这项社会政策的执行效果.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现代公民教育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以政治动物为人性前提、以公民身份为物质载体、以共和政体为实践基础构建了多维可感的公民理性.亚里士多德公民理性思想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启示:一是要明确公共理性教育的终极目标;二是要激发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和热情;三是要培养行使公民权利的意识与能力;四是要维护社会正义,形塑公民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