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宪政分析

西方学者认为宪政是法律对政府的限制,毛泽东同志认为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更多的学者认为宪政包含民主、法治、人权三要素。本文从宪政三要素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权进行分析,诠释了自治地方在行使自治权过程中,如何通过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而加强民主;如何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进而遵循宪法至上的理念;如何通过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进而保障人权等问题。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法治与法律权威

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 ,树立法律权威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决定性前提。树立法律权威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以法治权、制约权力 ;二是以法济民 ,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法治的目标是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调整及其社会化发展

如何处理法律与权力、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和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以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与权力的一体化传统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使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新的思考和定位。虽然国家权力是法律产生、形成及发挥作用的必要因素和条件,但在法治国家,法律又必须反过来成为制约、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对权力的法律约束,是当前制度建设的关键。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视法律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习惯性思维,按照法治原则整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理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法律的社会化发展。     

法治及其立法的法治原则

作者认为,法治是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法治的精义在于限权,它应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立法作为一种重要权力,其本身也应受法律的约束。在法律条文中应明示立法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权力,从而使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     

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哈贝马斯对于民主国家中的权力结构的思考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它自我编程、自我服务,法治国家的合法律性和正当性发生了分裂。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使狭义上的政治权力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政治权力应该由交往权力转化而来,并受到交往权力的制约。这种交往权力不仅包含制度化的交往权力,而且还包含生活世界中的公共交往。在现代社会,这种交往将改变政治权力的结构:狭义政治权力的缩小和交往权力的扩大。     

行业协会对行政权力制约的缺乏及对策

任何公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尤为如此.行业协会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国家管理的修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有效武器.但是,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文章从我国行业协会的历史和现状两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行业协会对行政权力缺乏制约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解决的对策.     

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的法治道路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和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独立的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的制约力量,因而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国家和社会在法律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我国法治化道路应当是国家和社会双向互动的发展模式。国家应当通过法律制度的变革积极促进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关系辨析

“公司自治”与“司法强制”的关系问题位列公司法裁判疑难问题之首。从静态概念视角看,两者上位概念为法哲学领域“自由”与“强制”,以及私法领域“意思自治”与“国家强制”这两对范畴,狭义“公司自治”包括股东自治、章程自治及内设机构决议自治。从动态政策视角看,“公司自治”与“国家管制”经历了漫长、反复的转变过程,其中不乏信义义务与经营判断等规则在公司治理领域的角力。从内部程序视角看,法院不得以争议系公司内部纠纷而拒绝裁判,公司应当参照“熟人社会”范畴,建构起“由内而外”“穷尽内部救济手段”的纠纷解决机制。     

论新闻自治的法治生态

新闻法治是一项具体法治,它的最基础、最核心的因素是新闻自治。在法治系统内,新闻自治与新闻法治、法治处于互助共生、相互抑灭的耦合运动之中。法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则和职业生活基本环境为新闻自治提供生态支持,惟有融入法治生活的基本系统之中,新闻自治才能获得真实的生存样态。     

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反思

随着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持续深入推进,养老领域中养老服务机构的法治化具有时代必要。然而,一直以来,养老服务机构治理主要是内部管理自治与相关行政部门监管相结合,未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介入治理,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原则与治理实践在各环节上未能紧密融合,严重影响法治效能发挥。鉴于目前我国各地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水平存在差异,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环节对养老服务机构法治化进行困境剖析,有针对性提出相应化解之策,促使新时代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规范,更有力地保障入住老人权益。     

从压制型刑法到自治型刑法——兼论我国刑罚制度的完善及合理适用

与政治上专制相对应,人类社会早期的刑法,其干预广泛,裁判者自由裁量权大,法律道德主义盛行,刑法呈现压制型特征;近代以降,自治型刑法逐渐成为主导性的刑法模式,在观念、功能、原则、规则、司法运作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压制型刑法的特点.我国当下刑法正艰难地从压制型刑法走出,其艰难表现为观念层面的压制型,原则、规则层面自治型的不彻底性.于是,在以法治国背景下,建构自治型刑法当是我们的选择.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意思自治原则与我国仲裁法的完善

意思自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依然活跃,在仲裁领域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仲裁法的灵魂贯穿其始终,在我国仲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虽然随处可见,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体现得不够完美,为了使仲裁法在新的环境下与国际接轨有必要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使意思自治原则更加凸显.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若干理念辨析

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需要新的理念支撑。"公民社会"的提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据,甚至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建立法治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不仅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要求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应当是构筑"强社会、强政府"。自治民主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保障和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治。     

大学章程制定主体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大学章程制定权实质是大学自治权的核心,在法治原则下,其来源于法律的授予。法律授予制定权的对象为制定主体,制定主体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行使审议和表决通过权的决策主体,行使其他权利的则为影响主体。域内外各地区有关大学章程制定主体的实践表明,制定主体一般为大学各方利益主体的联合大会。区分大学成立前后的情况,大学成立前的章程制定主体应当是由举办者或其代理人／代表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代表组成的机构;大学成立后行使章程制定权的内部权力机构应当由举办者或其代理入／代表、教职工代表（其中校长是当然成员）和学生代表构成,可以统称为“制定代表联合大会”。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为重大问题。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