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93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探讨

本文分四个方面探讨了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问题: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四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概念若干问题辨析

《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除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 事 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外,应可以包括各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及政协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将国有控股公司、企业包括在国有公司、企业的概念之中,在其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不宜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及其同级的党支部组成人员视作“国家工作人员”。     

对新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识

根据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 ,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国家机关人员应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家工作人员两部分 ,其本质特征就在于“从事公务” ,因此 ,“利用职务之便”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客观构成的本质要件 ,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普通犯罪的根本区别所在。     

论贪污罪主体的适用

犯罪主体（即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指实施犯罪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贪污犯罪的主体是犯罪主体中的一种特殊主体。立法规定必须是同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8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982年3月8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关于规定追究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刑事责任的…     

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刑法地位

在现行刑法典中,除贪污罪外,仍未明确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法律地位是由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但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存在诸多不明确、不合理的地方,大多属于越权解释。将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予以犯罪化是必要的。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下,不宜通过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方法,而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将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对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行动的几点法学思考

《刑法修正案(六)》中对刑法第163条修改增加的“其他单位”一词,文章认为其仅限于与“公司、企业”具有同样性质的经营性单位,并不包括公立非营利性医疗卫生单位。公立非营利性医疗卫生单位(国家主体医疗卫生机构)中编制内的医生,代表事业单位从事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属于《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其收受药械经销商支付的基于处方权的“利益”的行为,并非“回扣”,而是违反医师执业规则“牟取的不正当利益”,可以定性为“受贿”。对于非索贿的受贿行为的确定,必须经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明确存在违反了诊疗原则地使用药械而使得他人获得不正当的交易机会,才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再诠释

国家工作人员是刑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其范围的划定应以行为人是否从事公务而定。     

略论玩忽职守罪的查处与预防

司法实践表明,玩忽职守罪的发案率同前两年相比呈上升趋势,其突出特点:一是大要案多;二是领导干部要多;三是与经济犯罪有牵连的多,为有效地查处与预防此类犯罪,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要严格掌握本罪的构成要件。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擅离职守或者疏忽大意,致使国家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刑法187条规定,构成玩忽职守罪的要件有三: (一) 本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所谓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83条规定:“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国有控股公司、企业以及国有参股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如何认定,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一般情况下,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认定,可以从所在公司、企业的性质、委派的主体以及是否从事公务三个方面判断。但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处理国有控股公司、企业以及国有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问题时已明显滞后,建议通过扩大委派主体的范围、取消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差别来实现刑法的平等保护,以解决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认定上的难题。     

通说误读了侵占犯罪构成要件

刑法通说关于侵占类犯罪主体、对象及行为方式的解读存在错误。遗忘物包括遗失物,但不宜扩大解释为脱离占有物;遗忘物、埋藏物以外的脱离占有物可以解释为"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职务侵占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含义窄于贪污罪,行为方式不包括窃取、骗取,应限定于将基于业务上占有的财物占为己有,公司人员窃取、骗取本单位财物的,成立盗窃、诈骗罪;我国《刑法》第270、271、382条的规定,形成了法定刑依次加重的脱离占有物侵占罪、委托物侵占罪、业务侵占罪、公务侵占罪的侵占罪罪群体系;受委托占有财物是违法身份,基于业务占有财物是责任身份,基于公务占有财物属于二重的责任身份。     

借鉴古代保辜制度

文章就古代保辜制度如何为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所借鉴提出了构想:借鉴保辜制度,首先应转变传统的义务本位法律价值观,确立人权保护、人权保障的观念;其次,在刑法方面、刑事诉讼法方面,亦可借鉴保辜制度,建立犯罪复原制度及扩大自诉范围等。     

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法定性

在不真正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来源和作为义务没有被严格区分,导致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的自相矛盾、作为义务的实质判断标准得不到发展。作为义务的法定不是指法律的规定,而是指刑法的规定。由于刑法无法对所有的作为义务进行规定,作为义务的法定性只能从法律的精神来理解,通过刑法解释来实现,故道德义务可以是作为义务的来源。     

论环境领域公务员可罚性

环境领域公务员的可罚性具有特殊重要性,其认定也特别复杂。当公务员的职务行为危害环境时,刑法对公务员的权利滥用有一般规定的按规定执行,没有规定的考虑构成环境犯罪的共犯或间接正犯。公务员以不作为的方式危害环境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对于违法的核准或许可不加以撤销,二是不干预违法的环境破坏行为。如果公务员居于防止侵害环境的保证人地位则可以以不作为构成环境犯罪。保证人地位的认定要考虑形式与实质两方面。     

提点刑狱公事与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

本文论述了提点刑狱官的设立、置废、职责范围、属员等情况,并系统介绍了审刑院、御史台推勘官的设立及职责。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相互关系、相似性及特点。     

论未成年人监护权刑法保障之完善

中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规定较为薄弱,有失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充分保障。监护不当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用刑法加以规制。在借鉴国外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对中国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刑事法律进行完善势在必行。刑法应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将\     

"以自首论"司法解释的瑕疵及改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刑法》关于“以自首论”规定的不足,但它仍存在一些缺陷:一方面,没有对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把“正在服刑的罪犯”界定为“已宣判的罪犯”、“其他罪行”限定为非同种罪行不太科学等。“以自首论”应界定为:“被依法关押的人员,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罪行。”对于其中“司法机关”的外延、“尚未掌握”的标准应作出准确的界定。     

从农村公共商品供给机制看减轻农民负担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在于公共商品范围不清、层次不清、上下级政府职责范围不清、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公共生产机构不受农民约束、公共商品成本分摊等几个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应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商品供给机制,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公共财政。     

行政刑法界域探析--兼论《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定位

自行政刑法的主张提出以来,行政刑法界域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行政刑法的界域主要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研究对象.无论从语法逻辑还是从我国法制实际来看,行政刑法都属于刑事法域.对于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应扩大行政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范围,并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